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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拉康原名雅克－马里·拉康，出身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他很早就宣布放弃天主教信仰。为了使自己这一突变具有标志意义，他割舍了姓氏的一部分，不再姓“雅克－马里”，而是改成了简洁明快、广为人知的“雅克”，尽管他重新解读弗洛伊德时还是充斥着天主教传统。
雅克·德里达中的雅克（Jacques）原为Jackie，但他相信“书写既不属于或依赖于语境，也独立于主体性”，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Jacques，毫不犹豫地抹掉了他童年在非洲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社区生活的痕迹。
对于结构主义思潮，我们大多都知道大约有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很少会有人注意到结构主义的性别形象区分。
可是多斯告诉我们，罗兰·巴特童年时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他出生还不到一年。父亲过世造成的情感缺憾，使得巴特过度地专注于母性的形象。所以在巴特的文本中，他那敏感独特的气质，构造了一个把自己与一个慈母意象融为一体的世界。
相对罗兰·巴特体现的结构主义母性形象，拉康则体现了硬朗的结构主义严父形象。拉康当时几乎是在抗争中寻找精神分析的科学性的，他努力地保卫着精神分析的实践。为了要使精神分析职业正当化，他改变了临床中话疗时间的长度；他脱离了精神分析者的官方组织——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他与大权在握的学院派断绝了关系，他成了一个叛逆者。这些足以使他俨然成为一个结构主义的严父。
有意思的是，拉康的抗争虽然让他付出了代价，但也让他颇有收获。缩短话疗时间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捞到了最多的金钱。于是，拉康的爱财与奢侈成了巴黎街头的一大传奇：拉康只对每小时挣多少工资最感兴趣，而且如果一道和拉康出去看电影，你就得去巴黎的富克饭店吃鱼子酱，“为什么吃鱼子酱？因为那是菜单上最昂贵的”！
战后整个精神分析学界对财富的兴趣浓烈万分，他们制定了一个规则：如果患者因故错过了预约的话疗，也要费用照付。那么，患者要是突然病了呢？一位精神分析行业的监管者经过深思之后说道：患者的体温没有达到华氏一百零一度，就让他付费，如果超过了华氏一百零一度，那就算了。多斯于是一脸坏笑地说：“显而易见，在这个学科的屁股下面掖着一个探针，即一个温度计。”
但是，巴特与大学的恩怨则让人唏嘘感叹，他这样的才子竟然因为文凭而如此痛苦焦虑，竟与我们这个社会中许多有才华的同志一样！二战期间，巴特一直卧病在床，他身患肺病只能呆在诊所治疗。由于无法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手头就只有一张学士学位文凭，因而也就失去了在传统大学出任教职的机会。
为了一纸文凭，他不得不走上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1948年前往罗马尼亚，1949年远走埃及，1950年又回到巴黎。“巴特不停地展示自己的欲望：他想获得大学的认可，这欲望使得一切都黯然无光，因为他无法忍受自己只有一张文凭这一现实”。直到1976年他被选入了法兰西学院，才感到自己真正合法化了。而此前，他只能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停地挣扎，内心里充满了对大学的仇恨。
这种对大学名分的渴望，难道不可以用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巴特的理论化和科学主义倾向吗？他为了跻身于传统文凭的等级序列，为了得到认可，只能强迫着自己像一个严酷的禁欲主义者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用理性严格地过滤自己的丰沛情感。
作为巴特的精神之父，格雷马斯则认为要改变结构语义学“总是语言学可怜的小表妹”的状态，他要尽其所能把语义学设置在坚如磐石的形式基础之上。为此，他特别钟爱索绪尔传人叶姆列夫的模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说过，在他动笔之前，他总是要读三页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则习惯于翻几页叶姆列夫的论著。”
福柯从不倾诉自己的内心感受，也极少披露自己的情感，但有关福柯的奇闻逸事从来就不缺乏，譬如人们都知道他的同性恋倾向。青春期经历的战争和死亡的阴影，影响了福柯的人生选择和学术道路。他承认，他童年的全部情绪记忆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他们那一代人当中，无论是谁，都受到了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的塑造，比如总是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或许这就是我为什么迷恋历史，迷恋个人经验与我身陷其中的事件之间关系的原因。我认为，那便是我渴求获得理论的肇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做出了决定，在研究了疯癫、犯罪、性之后，在《性史》完稿以后，他要献身于研究战争问题和战争制度问题。他称之为“社会的军事之维”。
福柯的书中对当时世事的批判很不留情面，而他的学生德里达对自己的论敌则出手更狠，在论争中大开杀戒是他的习惯。对索绪尔、福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这几位结构主义干将，德里达在著作中永无休止地骚扰他们，不停地论证他们所持命题的荒谬性，根本不顾及福柯还曾经是他的老师。
1977年，在围绕着言语行为展开的论争中，德里达就以特别仇恨的笔调回应约翰·瑟尔的辩护。他在文中直呼瑟尔的名字，而且故意一语双关地把Searle（瑟尔）写成SARL（法语“有限责任公司”的缩写），使得可怜的瑟尔从此一蹶不振，被这个SARL羞辱得无地自容。德里达这个得理不饶人的毛病是否也是英国剑桥大学拒绝授予他荣誉学位的原因呢？
新旧思想交替之际，思想与思想之间的角力比拼，往往是硝烟弥漫的，也许我们可能听不到枪炮的轰鸣。但思想乃是思想者的“墓志铭”，在那些关键时刻，思想者们是在拼着性命或攻城拔寨或坚守阵地。那些充满张力的叙事有时可能已经超出了思想本身，不过是另一类并不轻松的奇闻逸事而已。但我们却能从中闻到厮杀甚至血腥的气息，并从此对思想似乎有了更多超乎书斋之外的理解。
巴黎大学前身是设立于1250年前后的索尔邦神学院（Sorbonne），现在一般用索尔邦来统称巴黎诸大学。1960年代，老态龙钟而又庄严肃穆的索尔邦统治着法国的精神王国，它对50年代以来日益得势的结构主义思潮置若罔闻。
1963年，年轻的保加利亚小伙子茨维坦·托多罗夫来到巴黎。他带着索菲亚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亲笔推荐信，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文学理论”上。他联系上了索尔邦的一位院长。托多罗夫记得：“他盯着我，仿佛我来自另一个星球。他相当冷淡地对我说，他的大学根本就没有开设过什么文学理论课，也没有在未来开设这项课程的计划。”托多罗夫后来认识了热拉尔·热奈特，而他则“立即理解我一直在苦苦追寻的东西，并对我说，有人正在做这件事情，那人就是罗兰·巴特”。
1964年，伊丽莎白·鲁迪奈斯科已对自己在索尔邦研究的文学感到不满，认为她所学到的东西愚不可及。无独有偶，弗朗索瓦丝·加代也从文学转向了结构语言学。她说：“当你体验了六十年代索尔邦的气氛时，你就会明白你无路可逃。当你理解了那是怎样一块大墓地时，你就会明白何以结构主义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最富喜剧性的是安德烈·马蒂内。1955年，他从美国回到索尔邦巴黎大学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保守的索尔邦一开始只给他一间很小的仅能容纳三十名学生的教室。但这间教室很快就塞满了学生，学校当局不得不给他安排更大的教室。1958年，他被安置在基佐演讲厅。两年后，他被安排在笛卡儿厅，那里能容纳四百学生。1967年，笛卡尔厅也不够用了，学校只好给他已经几乎神圣化的黎塞留厅，那里能坐六百人。学生们觉得可以利用他的语言学课程武装自己，可以满足反对保守知识界的需要。这可是索尔邦的教授们始料不及的。
对新派的结构主义批评，索尔邦的旧派学者能容忍他们致力于新小说的研究，但却无法接受他们借传统的代表人物来测试他们的方法。可恶的是，他们竟然还产生了近乎诽谤的煽动性效果，于是，思想的大战一触即发。
真正的总决战、大对抗发生在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