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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华：语言学者们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规范语言，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监察人们不标准的言语行为。而对您说的将方言口语“满是价”转换成标准语的“满世界”现象，他们却常常充耳不闻。这个例子深刻地说明了，由汉字规范的“雅言”即标准语是怎样将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意义强加到方言口语头上。当人们用“满世界”取代“满是价”、用“高义伯胡同”取代“狗尾（ｙｉ）巴胡同”的时候，字本位的雅言就把音本位的方言中那些凝聚着地域文化意蕴的精神元素遮蔽了、抑制了。字本位对音本位的遮蔽和抑制，实际上是雅文化对俗文化的胜利。您对这种胜利所表现的忧虑，给“语言警察”们出了难题。
王蒙：还有对于中国的字本位我觉得特别好玩儿的就是翻译的词，那些翻译词变成中文以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包括很多学者去查原文，而都是按照中国字去理解，也就是“望文生义”。“望文生义”是中国人的特色，对于“民主”，就理解成事事由民做主，“共产”，就理解成一切归大伙。当时林琴南为文言文辩护，就是说文言文的含义多，用以翻译，比原文还丰富出彩。他举例说，逻辑，这是希腊的词，而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以后，这个就变得非常中国化，逻，就是铺开了，辑，就是归纳，演绎法、归纳法都在里头了，再有中文中的“幽默”也是太漂亮了。包括可口可乐，这个可口可乐比英文中的Cocacola还要丰富，还富有创造，这里头又有可口的意思，又有可乐的意思。汉字，具有极大的暗示性。
孟华：汉字喜欢参与汉语意义世界的构成。这是拼音文字文化中所没有的现象。在记录语言单位的时候，汉字总喜欢自己出场，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语言。汉字这种对语言的积极参与意识确实是一种字本位性。它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写作方式或文化态度：是按照汉字的逻辑去书写汉语呢还是遵照说话的立场去写作？比如文言写作和白话写作就是“字本位”和“音本位”态度的分野。
王蒙：所以我说过，一个舶来的思想命题，一旦译成汉语，就开始了它的中文化——中国化过程，一切外来名词不达意到了咱们这里，最后都会具有程度不同的中国特色。
孟华：顺便问一下，您的创作历程中是否也曾受到过“写音主义”的影响？是否存在一个创作上的“写意主义转向”或“字本位转向”？
王蒙：当然是，因为解放以后非常提倡写口语，讲大众文化。有一阵包括老舍在内都提倡把作文叫做写话，但实际上写话和作文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一样。我觉得中国古人作文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好的自我感觉，这个汉字比较难认，写出来之后非常漂亮，所以他要研墨，他要明窗净几，焚香沐浴才能写作……墨研好之后要把毛笔宣纸都弄好了，写起来既要合辙押韵，又要对仗，又要有起承转合，他进入一种得气的状态，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平常说话是不一样的，他是高雅，所以汉语在文言文里表现得是相当的优雅，完全是一种自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记不太清了，老子说“高下相成，前后相随……”如果不是字本位，哪有这么说话的？这种精炼、这种美妙、这种合辙押韵！《孝经》没有人认为是好的散文，但是我小时候背过《孝经》，我到现在都觉得它美，一上来就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它的合辙押韵非常整齐，非常简洁，它把人的天性中很普通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提高到治国平天下、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全都给概括了。这个如果换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这种效果，你把《老子》翻译成英语的话效果就全没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一定没有效果呢？我们可以做一尝试，把《老子》翻译成白话文，这还不是外文，这你就必须歪曲，不歪曲它就不像口语，就不明白，而且你要知道中国的汉字，文言文，不但没有口语性，而且还没有标点，连句读都可以自个儿理解，它的乐趣就在这个地方。
孟华：文言文真是漂浮在口语之上的一种独立的精神符号世界。它是表意汉字的超语音、超方言性的产物。它代表了一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字本位、音本位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形态。郭沫若的《女神》中“翱翔！翱翔！欢唱！欢唱！”一类的诗句完全不同于李商隐的诗。五四的新诗强调我手写我口，直抒胸臆，而中国古典诗歌更注重言此意彼的含蓄性。一个是写音精神，一个是写意精神。五四以来可能就是写音最后占了上风，反字本位。
王蒙：但是，中国古典传统里面也有写音的现象，比如白居易的写琵琶的诗。文字说到底要表达一种语言，而语言本身是以声音为形式来表达一个含义，所以我认为文字就把声音和含义变成了一种视觉的可以看到的东西。所有的文字都有形、音、义。英文字母单独拿出来它有形有音但是没义。所以我觉得说音本位，所有语言里边都有，汉语也不完全摆脱这个。当然也有区别，相对而言，汉字是字本位的。
这种字本位还表现在对方言的统摄，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对于中国的大一统有人认为是水利造成的，对此，我毫无异议，我是没有权力插言的。但是汉字在这里边太凸显了，它超越了方言，虽然有时候也排斥过方言，但是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其实汉字也挽救了方言，这种文字并不以读音的统一为前提，不须搞强势方言统一弱势方言。中国这么多年统一的汉字，但是各地方言并没有消灭掉，山东和北京挨得非常近，都属于北方方言，但是山东话和北京话就很不一样，青岛话和烟台话都不一样，济南话就更不一样了。
孟华：当然，除了字本位以外，汉字文化中还有音本位或言本位的倾向，即适应汉语变化大一面。您如何评价五四以来汉语的欧化倾向？
王蒙：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文里头已经受了大量的西方语言的影响。比如说“从而”、“因为”、“所以”，古文里并不是经常用得到，“从而赢得了并且正在赢得着胜利”，什么“战无不胜的”，“的”中包含的从属关系，这些我们都是有变化的。古文说“人妻”，现在来讲是人的妻，人之妻，“人夫”也是这样，“人尽可夫”，这是骂人的话，它并不需要说人尽可以做她的丈夫，可是现在的白话文一个是它要和口语接近，一个是咱们现在没有人去认真研究，但是我认为它绝对是受了英文的影响，有欧化的倾向，而且欧化的倾向不一定都是坏事。余光中先生非常的棒，他研究了很多，他说现在的白话文很多说法都受欧化的影响。但是你改不回去，因为它已经受了影响了，这样说是客观的。比如说“我比你更好一些”，纯粹是欧化的一种说法，文言里绝对不会有这种说法。还有一种汉语在白话里是说“我被打了一顿”，中国的古文根本就不分被动式和主动式，你看完以后你自个儿理解就是了。“肉吃了没有”，绝对没有人说“肉被吃了没有”，哪能这么说，你总不能理解成是“猪肉把我吃了没有”，这绝对没有，虽然它从语法上能够这样理解，但是从情理上不够通，它是一种情景语言。所以有时候相反的话到了中文里头是一个意思，比如说“我好高兴”，这表示高兴，“我好不高兴”，这很奇怪，其实好不高兴就是高兴的意思。河南管馒头叫“馍馍”，他这馍里头夹点肥猪肉片，河南管这种食品叫“肉夹馍”，它不叫“馍夹肉”，这个很有意思，它也不叫肉被馍夹，为什么呢？他说我喜欢这么说，起强调的这么个作用，中国老百姓吃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孟华：“肉夹馍”很有意思，这个例子切中了汉语的“意合”精神。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叫“以神摄形”，就是词素的排序不讲究语法逻辑上的规则，而更喜欢根据人的主观感受和经验来营造结构。所以只能用意会而不是逻辑分析的方式去理解汉语。
王蒙：口语中的词太字本位了，就会发生失误。鲁迅犯过一个小错误，他大骂林语堂说什么褒（bāo）贬（biɑn）的一钱不值，其实北京人到现在还说褒贬，褒贬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的意思是贬而不是褒，就像说是“你不知道我干这件事情的甘苦”，意思绝对不是你不知道我甘，它的意思是苦，它是偏义的，所以是甘苦，“你哪里知道当领导的甘苦”，“你哪里知道写作的甘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