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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其实，做艳体与热爱人类、严肃生活丝毫也不矛盾。中国诗歌长河中，艳体在六朝风靡一时，在晚唐又异峰突起，蔚为大观，入宋以后，此番内容遁入长短句，而涉及醇酒妇人者代不乏人。这些诗大体上情调缠绵，趣味隽永，弥漫留恋人生的情味，就是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李后主的“奴为出来难”也颇有可取之处，当中，有诗人的向往、寄托、苦闷、理想贯穿。在郁达夫来说，这类诗正是他心底情愫的率真流露，未可厚非，谈不上什么“伪装”、“应付”。达夫的苦闷，正是当时青年的代表，正是时代病态的象征。一九三五年，郑振铎荐他任暨南大学教席，遭教育部长王世杰以“颓废文人”理由驳复。王世杰是站在舒服的位置上，戴着有色眼镜来衡量中青年知识分子，把他们的苦闷加以夸张曲解，这即是官僚的可恶了。
达夫除了做诗填词，聊以寄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像文天祥那样顶天立地的汉子，尚曾纵情声妓，但其趣味和贾似道的红妆画舫想来有本质悬殊吧。所以同样是醇酒妇人，殃民祸国的在其中做他们全无心肝的美梦，而在野的末路文人却在其中梦想黄脓虞夏的黄金时代。说达夫是无行文人，实则他正是一把辛酸泪，无处可挥呢！达夫的旧诗，可以说近绍龚自珍、黄仲则、苏曼殊，口吻、神情、风调、气质，均有逼肖之处。其诗情绪的调子，是自伤自怜，敏感绝望之中，又含有敢于自决、书剑飘零的袅袅悲慨，以及于醇酒妇人的人生消遣中寻绎出来的无尽感喟。他幼年失怙，这“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基础”（钱杏邨语）。而其弱冠以后，生事丛脞，所遇多悲，行藏颇似下却相印兵符以后的信陵君，“与宾客为长夜之饮，多近妇女，日夜为乐，惟恐不及”，那真是“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春”。以表面的行乐图来预示人生无量的悲哀啊！
《毁家诗纪》十九首并词一首，是达夫组诗里最为沉痛哀绝的一组，其哀能伤人，不能不令人从头寒到脚跟。秋风萧萧，胸臆催败，真如古乐府所云：“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达夫先生的婚姻，才子佳人，众所瞩目；他的婚变，更是一大新闻，为师友摅泪、仇家所笑。达夫以满腔的赤子之心待人，可以说一片天真，一片大义，一片血诚，这种不设防的性格，正为嗜血的阴谋分子所求之不得。当其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公干时，早已觊觎一旁的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百般使诈，遂同王映霞有染，且由暗修栈道而至公然无所顾忌起来。早先鲁迅尝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谓“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又说“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暗示他提防杭州不良官僚的窥视和高压。达夫终于不听而行，及事发，已噬脐莫及。两年后作《回忆鲁迅》痛云：“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是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毁家诗纪》第一首是七绝：“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其始去也，心则坦然无虑，景则春花欲燃，人心景物纯然本真，恰好衬出后来的种种不堪。这组诗几乎每首都有作者原注，来应证诗中的故实。
第三首原注说：“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自第三首以后，一变平和安详为绝叫哀痛：
寒风阵阵雨潇潇，
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不得，
鸣鸠已占凤凰巢。
——（其四）
就在这个人生活风雨飘摇的情境之中，达夫仍以抗战大义为重，赴前线视察劳军，所以如“水井沟头血战酣”、“戎马间关为国谋”、“满怀遗憾看吴钩”等都是记录战场实景和心境感受。及返后方，又跌入哀痛的深渊，“州似琵琶人别抱”（其七），“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水覆金盆收米勺，香残心篆看全灰……”（其十二），“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其十五）。
十九首以外，《贺新郎》词一首，最见其澜翻之愁怀：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此阕长短句，原注云：“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细揣其遣词用意，绝似猛虎坐深林大泉之畔，自舔其创，情绪是哀嚎之后又继以惨笑的。这组诗亦可说处理的是复杂的灵魂问题，自然显示其渊深来。达夫深得陆军二级上将陈仪（公洽）器重，邀为福建省公报室主任，留其在闽久居。又得戴笠尊敬——1936年2月14日记：“谈到十点多钟，发雨农先生信，谢伊又送贵妃酒来。”和军界老人蒋百里是朋友（见1936年3月8日日记），甚至和日人松井石根大将亦有往还（见1936年3月5日、6日日记）。其胸中不平事，不难以剑消之，也即“歼小丑，自然容易”之意。然值彼国事蜩螗之际，他时以为念的是“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万一国破家亡后，对花洒泪岂成诗”。像达夫先生这样顶天立地的血性男儿，那些鼠窃狗偷的不良官僚又怎能理解他于万一呢？他的生活固然不免灰颓气象，而赴汤蹈火求取光明的意念，却一刻也没有停顿过。
香港文学名家梁锡华先生有感于现代文学家命运之扑朔迷离，论周作人，论朱自清，俱即小见大，见微知著，尤其论郁达夫，直发人之未发。在《曰忠曰奸》一文中，尝谓“最叫人意乱情迷的是郁达夫了，说他左，他有时资产加封建；说他右，他又歌颂过普罗和革命，他忠奸飘忽，如今一缕亡魂倒也吃得开，海内海外到处都是不愁香火的”，过人的观察，思想的闪光，随笔迤逦，不请自出。
郁达夫曾对徐志摩说“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我是作家，而非战士。）〔1〕他自己说“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类事我是不能做的”。1930年11月，他果然被“左联”四次全代会决议开除，这自然是极左青年的所作所为，鲁迅知道此事后极不以为然，并认为“极左最容易变右”〔2〕。
他为现代书局选介麦绥莱勒的木刻《我的忏悔》，写文道“书中主角，终究是一位小市民之子，信仰不坚，主义不定，自满有革命的热忱，却缺少贯彻到底的毅力”，也不难看出他的心情犹疑。
1935年春，郁达夫对时局的观感是这样：“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寂寞的春朝》）他这种对现实的观感和概括，不啻是理解他诗思内蕴的绝好注脚。丧乱之余，诗情惨淡，征诸诗史，莫不如是。民国社会，九派横流，政见歧出，风雨鸡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值彼极不安、极沉闷的时代，达夫在其诗中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厌世和千缠万绕的人生留恋，二者矛盾纠结，辗转复辗转。求其诗思安和之篇，什不得其一，表面上酒色征逐，骨子里万难解脱，莫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那种“诗可以怨”的情思气象，潜伏在文辞承转之间，真正是意悲而远，惊心动魄。
男种秧田女摘茶，
乡村五月苦生涯。
先从水旱愁天意，
更怕秋来赋再加。
——1935年，《沪杭车窗即景》
作者自注：“这是前日从上海回杭州，在车中看见了田间男女农民劳作之后，想出来的诗句。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
主旨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萧条得可想。关心民瘼的痛烈心境，郁然楮墨内外，这和纯写景的田园诗，在心境和着眼点上是有本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