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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危险的事，我固然不怕危险，但是我现在有许多心愿未了。”〔13〕心愿云云，主要是指科学方面的抱负，蛰居生活中，他整理了《徐霞客游记》三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随后又应广西政府之邀帮助勘查矿产，这时的丁文江仿佛又回到了地质调查所时期。但面对纷纷扰扰的现实，具有强烈担当意识的丁文江终究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不可能无限期地把自己禁锢在纯学术的活动中，他始终未曾放弃他对国家政治、经济现代化所承担的义务，以及他关于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应担负重要角色的信念。这一信念很快在他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表露无遗：“我打定主意，先把我的科学心愿去了，然后依然向政治上努力，决不悲观，决不怕难，——也决不怕死。”〔14〕
在近代中国，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你不干政治，但不可能不谈政治，即使你不谈政治，但政治未必就一定不会找上门来。当过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算是干过政治，这回，他要谈政治了。1922年，在《努力周报》上鼓吹“好政府主义”的十六个签名者中，就有丁文江一个。可是这回的谈政治和上次不同，这次是积淀了他自己干政治的经验，融入了更多独属于丁文江“这一个”的思考，更契合于他所观察所理解的中国的政治实际。果然，这一谈就不同凡响，和胡适等书生论政的朋友拉开了距离。这回，深受西方式教育的丁文江居然在《独立评论》上提倡“独裁”了，不过他呼唤的是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1934年12月，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中，明白规定了新式独裁须具备的四个条件：“1。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2。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3。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4。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15〕
“民主与独裁”之争是三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以《独立评论》为阵地而开展的一场著名的论战。这场论战有其特殊的背景。在国内，日本人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国外，德、苏等走的集权式经济道路的成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就连罗素、拉斯基、威尔斯等这些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极为钦敬的人物，也开始对欧洲民主主义是否能够解决二十世纪极度的经济特权、民族纷争等问题提出疑问。1933年，丁文江代表中国政府及中国地质学会先后到美、欧、苏转了一圈，举目所见，不但是希特勒刚刚登台、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结束时的一片新气象，而且美国这时正值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半年，正当美国国会把许多紧急时期的国家大权都授予罗斯福的时期。这一切肯定给忧心于国家民族危机的丁文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34年5月，归国不久的丁文江在《大公报》上撰文《我的信仰》，里面谈到了他出游美苏的观感，里面说：“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后面又说，“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这已经为不久提倡“新式独裁”打下了伏笔。
回顾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双方的分歧其实不是民主好还是独裁好这一价值判断的问题，参与论争者中没有人否认民主政治的价值，他们所争论的只是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国家的方式更见效用的问题，提倡新式独裁也好，或主张威权主义也罢，在丁文江等人心目中，不过是面对无奈现实的一种权宜之计。
胡适对老朋友丁文江的提倡新式独裁大为失望，他在文章中警告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16〕尽管新式独裁论融入了丁文江对中国现实的深切思考，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论，但作为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现实感强烈的知识分子，呼唤新式独裁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胡适提出的这个问题仍然是丁文江无法回避的。他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新式独裁无疑是罗斯福新政。但淮桔成枳的事情在中国还少吗？他后来在《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中实际上同意了胡适的观点，他说：“中国人的专制向来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独裁的利益。”〔17〕这是一段至为沉痛的话，许多年后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说这段话最使他“感动”，我们今天重温，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激烈的内心冲突也仿佛历历可见矣。
据胡适记述，丁文江最喜欢的诗句是：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这三句话画出丁文江的风貌，说到底，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少玄想、看准了事情就赶块去做并尽力做好的读书人，如此而已。
注释：
〔1〕〔4〕〔5〕〔6〕〔9〕雷启主编：《丁文江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8、74、38、27页。
〔2〕《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3〕〔11〕〔12〕〔15〕〔17〕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42～46、93、119、150、151页。
〔7〕〔8〕〔10〕王仰之编：《丁文江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37页。
〔13〕〔14〕《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4、462页。
〔16〕沈寂：《胡适政论与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9页。
愁如大海酒边生
——读张恨水与郁达夫的旧体诗词
？ 伍立杨
一
张恨水生当动荡岁月。民元以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军阀暴生，国无宁日，各地志士屡仆屡起，抗战以后，又辗转流徙，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固成问题，书籍的奇缺，更使精神难得点滴寄托。《剪愁集》即成于这一漫长时期，遭遇坎坷，颇多难言之隐。彼时新文学已大倡，小说、戏剧、散文、语体诗，构成新文学主流。诗词之道，虽未湮没，然亦颇乏市场，新文学家视之为远远落伍于时代的雕虫小技。更因北洋政府时代，老牌官僚政客往往把旧诗拿到势力场上作交际之用，与清客的媚态相揖让唱和，而其本质，却是私欲内里、风雅其外的。就连吟风弄月、偎红刻翠都算不上，徒成其妄念贪心的装饰品，结果自然不免连累到文艺本身。新文学家固然有激使然，多弃之如敝屣，一般中青年文人，对它亦冷落，虽然他们不免有些旧文学的功底。其实就主因来说，委实并非错在旧诗本身。周氏兄弟、俞平伯先生的诗词作品其价值均不在他们的新文学之下，而郁达夫的大量旧体诗，近年见有论者以为其审美分量在其小说、散文、文论之上，亦可谓知言。恨水先生那样饶于老派情怀的文人，他的诗词、散文，俱为小说的巨大声名所掩，实际上他的旧体诗词既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又能近接时代氛围，使个人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怀抱相交织，同时亦将民间的疾苦、兴亡的情绪寄托其中。他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虽以章回体名世，实际上也是章回体的《家》、《春》、《秋》，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都并不在后者之下的。《剪愁集》之“剪”，略等于现代文论中的宣泄、升华之说，故言愁即是剪愁。在恨水先生或婉转或直截表达的种种深隐大痛之间，对于世风的转变，时代的激荡，民族的悲欢，我们后人不能不为之涕感三叹，虽然逝水流光，斯人已杳，但古今人情不相远，意识形态固已一变再变，而时代的风烟余烬里，后人亦不难找到自己类似的影子或理念。
《剪愁集》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虽然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但身处怨愁困乏，在孟郊、贾岛这些古人，一变而为通彻的绝叫，在恨水先生，却在言愁的当中保持了儒者相当的敦厚，愈见其沉痛悲凉，入骨的沉郁。他的绝句承转自然，无丝毫斧凿痕，妙在言语之外，是近乎天籁的那种。七律以其格局工整，可以写景，又可以传情，无如诗中最难学的就是这一体。恨水先生以渊深的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