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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院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凡是能保留在旧的差异痕迹的东西都已消灭。宗教仪式的最后遗迹也被清除。过去，禁闭所在社会范围内继承了麻疯病院的几乎绝对的界限，从而成为一个异国他乡。现在，病人院必须代表社会道德的伟大连续性。家庭和工作的价值，所有公认的美德，统治了城人院。但是，这种统治是双重的。首先，它们实际上支配了疯癫的核心部位。因此，当精神错乱产生了表面上的狂暴和失调时，坚实的基本美德不为所乱。有一种原始的道德存在着。它甚至一般不会被最严重的痴呆所影响。正是这种道德在治疗中显现并发挥作用：“我可以证明，通过治疗经常表现出纯净的美德和严格的原则。大多数有幸进入康复期的精神病人对配偶疼爱，对子女慈祥，对情人热烈。对职责尽心竭力。除了在小说中外，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超过他们的表现。”这种不可剥夺的美德既是疯癫的真相，又是疯癫的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它一旦取得支配地位就必然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其次，疯人院消除差异，压制罪恶，消灭越轨行为。它谴责一切有悖于社会基本美德的作为，其中包括独身——“在共和员年和共和13年，未婚女子变成白痴的人数比已婚女人多7倍；至于智力衰退者，其比例则高出2至4倍。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婚姻对子女人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防范这两种最顽固、最难医治的精神病。”放荡、通好和“极端的反常习惯”——“诸如酗酒、无限制地乱交、冷漠麻木等恶习都会逐渐地败坏理性，最终导致彻底的疯癫”；懒惰——“普遍的经验证明，像在监狱和医院里一样，在一切公立疯人院中，保持身体健康、维持良好习惯和秩序的最可靠或许是唯一的方法，是严格执行关于机械劳动的法规。”由此可见，疯人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实行统一的道德统治，严格对待那些想逃避这种统治的人。
但是也因此而造成一种冷漠态度。如果说法律不能实现普遍的统治，那是因为有些人并不承认它。这个社会阶层的人生活在混乱之中，被人忽视，几乎处于非法状态。“虽然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在多年和谐一致的气氛中欣欣向上，但是还有多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下层的家庭触目惊心地展示着放荡、内证和贫苦无告的情景！根据我的日常记录，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在医院中加以医治的精神错乱的最主要的根源。”
在皮内尔的主持下，疯人院同时既是整肃道德的工具，又是进行社会谴责的工具。问题在于用一种普遍的方式来推行某种道德，使之从心灵上支配那些不懂得这种道德的人和那些已经精神错乱但尚未表现出来的人。对于第一种人，疯人院必须诉诸被遗忘的本性，起一种唤醒和提醒作用。对第二种人，必须借助于某种社会环境变化，把他从目前的处境中抢救出来。在图克的休养院里，实行的办法是很简单的：实行宗教隔离以达到道德净化的目的。而皮内尔的方法则比较复杂：实施综合道德教育，保证疯癫世界和理性世界之间的道德连贯性。但是他是用实行某种社会隔离来进行的。这种社会隔离将保证使资产阶级的道德成为普遍的事实，并成为一种强加在各种疯癫上的法律。
在古典时期，贫困、懒惰、邪恶和疯癫都以同样的罪名混合在非理性之中。在对贫困和失业进行大禁闭时，疯人也被网罗于其中。而且所有被禁闭对象都被认为形同犯罪，属于人类的原始堕落。现在，疯癫则属于社会缺陷，其原因、模式和界限都未显出与众不同之处。再过半个世纪，精神疾病又将变成一种性欲倒错。但从此时起，主要的、真正危险的疯癫是那种从社会底层产生的疯癫。
皮内尔的病人院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避难所，绝不会成为类似图克的休养院那样的返朴归真的空间，而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立法领域，一个道德教育场所。在那里，产生于社会外围的各种精神错乱统统被消除掉。病人的生活，看护和医生的行动全部由皮内尔加以安排，以保证这些道德教育能发挥作用。他的手段主要有下述三个：
l．缄默。皮内尔释放的第五个带镣囚犯曾经是一名教士，因疯癫而被革出教门。他患有自大妄想症，自以为是基督。这是“以请安表现出的最严重的人类傲慢”。他于1782年被送到比塞特尔，被镣铐束缚了12年之久。由于态度傲慢，思想狂妄，他成为整个医院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在重现基督受难。“他长期忍受着这种殉难的痛苦和他的躁狂症所招致的无数嘲讽。”尽管他的指妄十分严重，皮内尔仍把他列为第一批释放的12个人之中。但是皮内尔处理他的方式与处理其他人不同。皮内尔二声不响地给他打开铁镣，并且“明确命令每个人都要像他一样自我克制，不与这个可怜的疯人说任何话。这道禁令得到严格的执行，结果在这个自我陶醉的人身上产生了比铁镣和土车的效果要明显得多的效果。他在获得自由后，陷于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被遗弃和孤独的处境中，他感到羞辱。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脚缭后，他主动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中。从此，他的思想变得比较实际了”。
“释放”在这里的含义是相当矛盾的。上牢、枷锁，不断地被人观察和讥讽，对于这个据安病人来说，正是他的自由的要素。他因此而得到承认，而且他因外界许多人都与他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而心醉神迷。因此，他无法从直接感受到的这种现实中解脱出来。但是，解除了枷锁之后，周围人的冷漠和缄默束缚了他，使他那种空洞的自由受到限制。他在缄默中被释放，而陷于一种不被承认的、徒劳展示自己的真实中，因为他不再是一个景观，甚至不再受到羞辱，因而再也不能趾高气扬。现在，受到羞辱的不是他在诸妄时想像的化身而正是他本人。因为肉体束缚已被一种自由所取代，而这种自由几乎无异于孤独；诸妄与奚落的对话已被一种语言的独白所取代，而这种语言在他人的缄默中逐渐枯竭；整出狂妄与凌辱的表演被冷漠所取代。从此，他受到了比上牢和枷锁更真切的禁闭，完全成了自己的囚徒。他本人陷入越轨范畴，而其他人则与耻辱无关。其他人都变得清白了，不再是迫害者。罪恶感转移到内心。它向病人显示，他不过是被自己的傲慢所蛊惑。敌对者的的面孔消失了。他不再感到观看者的存在，而是感到自己不再受到关注，人们转移了观看的目标。其他人不过是在自己前进时不断后退的一个界限。虽然他被解除了枷锁，但是他现在被缄默带上了越轨和耻辱的枷锁。他感到自己受到惩罚，但是他由此又看到了自己无辜的迹象。虽然他摆脱了各种肉体惩罚，但他必须证明自己是有罪的。他的苦难曾是他的光荣，他的解放必然使他受到屈辱。
在文艺复来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地展开对话。相比之下，古典对期的拘留就是一种对语言的压制。但这种压制不是彻底的。语言没有真正被消除，而是接入各种事物中。禁闭、监狱、地牢甚至酷刑，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一种斗争的对话。现在，这种对话停止了。缄默笼罩着一切。在疯癫和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对渡委的语言只能用沉默不语来对付，因为诱委并不是与理性进行对话时的一个片断，它根本不是语言。在一种最终沉默的意识中，它仅仅表示一种越轨。而且只有在这一点上，才可能重新有一种共同语言，因为它将成为一种公认的罪状。“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脚踢后，他主动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沉默不语是疯人院生活的一个基本结构，它与忏悔时的彻底坦白相辅相成。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谨慎地恢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