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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坚决主张，把150年前人们力图用以关押贫民、流浪汉和失业者的地方转让给疯人，而且仅仅转让给他们。
在取缔游手好闲时将疯人也包容在内，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从一开始，疯人就与贫民并列，与游手好闲者并列（不论游手好闲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同那些人一样，疯人也要服从强制劳动的规章。而实际上，在这种统一的强制中，他们一再地表现出他们的独特之处。在工作间里，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没有工作能力，不能跟上集体生活的节奏。18世纪，人们发现必须为精神不健全者提供一种特殊制度。这种必要性和大革命前夕发生的禁闭大危机，是同在劳动的普遍要求中所获得的对疯癫的体验相联系的。人们并不是到了17世纪才“关押”疯人，但是，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开始把他们和一大批被认定属于同类的人“禁闭”和“拘留”在一起。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的情感还是与天马行空的想像联系在一起。到了古典时期，人们第一次通过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和在一种由劳动社会所担保的社会内涵中来认识疯癫。劳动社会获得了一种实行隔离的道德权力，使它能够驱逐各种社会垃圾，就像是把它们驱逐到另一个世界。正是在劳动的神圣权力所圈定的“另一个世界”里，疯癫将取得我们现在认为属于它的地位。如果说，在古典时期的疯癫中有什么指涉着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东西”，那么其原因已不在于疯人是来自那个非理性的世界，带有非理性的烙印，而在于他自愿地越出资产阶级秩序的雷池，置身于其神圣的伦理界限之外。
实际上，禁闭的实践与必须工作的主张之间的关系不是由经济条件规定的。远非如此。是一种道德观念维系和推动着这种关系。当（英国）商业部发表关于贫民问题的报告、提出“使之变成对社会有用之人”的措施时，报告清楚地指出，贫困的根源既不是商品鹰之也不是失业，而是“纪律松懈和道德败坏”。（法国）1657年的敕令也充满了道德谴责和惊恐不安。“由于对各种犯罪的过分宽容，乞丐的自由放任已超过了限度。如果他们依然不受惩罚的话，上帝就会诅咒这个国家。”这种“自由放任”不是与那种与伟大的劳动法则相关的东西，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自由放任：“从事慈善工作的人从经验中得知，他们之中许多人未婚而同居，他们的子女有许多未受过洗礼，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味于宗教，蔑视圣事，屡屡犯罪。”因此，总医院从外表上并不仅仅是老弱病残者的收容所。它后来也不仅仅是强制劳动集中营。它还是一个道德机构，负责惩治某种道德“阻滞”，这种“阻滞’慨不能受到法庭审判，也不能单纯靠苦修来医治。总医院具有一种道德地位。它的监理们负有道德责任，同时被授权学有各种司法机构和压迫手段。“他们有命令、管理、商业、警察、司法和惩治的权力”；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可以使用“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作义务就取得了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的意义。它将成为禁欲苦行（askests）、成为惩罚，成为某种心态的表征。凡是能够和愿意工作的囚徒都将获释，其原因与其说是他已再度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不如说是他再次在人类生存的伟大道德公约上签了字。1684年4月的一项法令规定，在总医院内设立一个收容25岁以下少男少女的部门，在该部门里，每日大部分时间必须工作，还必须辅以“读讲宗教著作”。但是，按照规定，这种工作完全是约束性的，没有任何生产的考虑：“应该在他们的体力和状况所允许的限度内让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地、辛苦地工作。”根据他们在这最初活动中的积极态度“判断他们改过自新的愿望”。然后才能教他们学习一门“适合他们性别和禀赋”的职业。最后，凡有过失“都将受到总监认为适当的惩罚，如减少粥食、增加劳动、禁闭以及该医院通用的其他惩罚手段。”读了《萨尔佩特利耶尔圣路易医院日常生活条例》后，就完全能够懂得，劳动规定是作为道德改造和约束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如果说这种规定没有揭示出禁闭的根本意义的话，那么它至少揭示了禁闭的基本理由。
发明一个强制场所，使用行政措施进行道德训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批将道德义务和民法组合在一起的、令人瞠目的道德机构。各国的法律将不再容忍心灵的混乱。虽然，在欧洲文化中，道德错误，甚至完全私人性的错误，被视为对社会成文法或习惯法的冒犯，这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在古典时期的大禁闭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新的特点在于，人们被禁闭在纯粹道德的城市中，在那里，毫不妥协、毫无保留地用严厉的肉体强制来实行统治心灵的法律。道德自愿地像商业或经济那样接受行政管理。
于是我们便看到，在绝对君主制的机构中——在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其专横权力的象征的机构中，铭刻着资产阶级和继之而来的共和主义的重要思想；美德也是一种国家大事，可以用法令来振兴美德，可以设立权力机构来确保美德受到尊重。禁闭的围墙实际上是把17世纪资产阶级的良心开始憧憬的道德城市中的消极因素圈封起来。这种道德城市是为那些从一开始便唯恐避之不及的人设立的，因为在那里正当的统治完全凭借着不许上诉的暴力来维持。这是一样美德的统治，在那里人人自危，对奉行美德的唯一回报（美德本身也就是报酬）就是避开了惩罚。在这个资产阶级城市的阴影笼罩之下诞生了这种奇怪的美德共和国。它是用暴力强加给所有被疑为有罪的人的。它是古典时期资产阶级的伟大梦想和严重偏见的底面：国家法律和心灵法律最终合二为一。“让我们的政治家们停止他们的计算吧，……让他们彻底懂得，金钱可以支配、切，但不能支配道德和公民。
看上去，难道不正是这种梦想素绕在汉堡禁闭所的创建者们的心头吗？有一位监理希望看到“在这所教养院所教导的一切都完全符合宗教和道德义务。……教师应该用宗教来教诲儿童，在合适的时候鼓励他们学习和背诵圣经的段落。他还应教他们学习读写和计算，教他们学会用文雅举止对待参观者、他应该负责让他们井然有序地参加宗教仪式。”’在英国，劳动院的条例用很大篇搞规定道德监督和宗教教育。譬如，普利茅斯劳动院指定一名教师来贯彻“虔诚、庄重和谨慎”三项要求。在每日早晚的规定时间，由他主持祷告。每个星期六下午和节假日，他要向被收容者们发表讲话，“根据英国国教教义，用新教的基本内容”规劝和教诲他们。不论在汉堡还是在普利茅斯，不论是教养院还是劳动院，在整个欧洲的新教地区都建立起道德秩序的堡垒。在那些地方灌输着宗教和各种有利于国家安宁的东西。
在天主教国家，目标是同样的，但是正如圣文森的工作所显示的，其宗教烙印较为明显一点。“将这些人迁移至此，避开世界风暴，与世隔绝，成为被救济考，其主要目的完全是为了使他们不受罪恶支配，不致成为遭受天罚的罪人，完全是为了使他们在这个世界和来世心满意足地享受欢乐，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尽其所能地礼拜上帝。……我们沉痛地从经验中得知，今日的青年人之所以迷乱，其原因在于缺乏宗教教育和宗教谦卑，他们宁愿顺从自己的邪恶意愿而不服从上帝的神圣启示和父母的谆谆教诲。”因此，必须将这些人从那个诱使其弱点发展为罪恶的世界中拯救出来，召回到一个与世隔绝、只有“护卫天使”陪伴的地方。护卫天使的化身就是每日出现的监护者。监护者“给了他们像护卫天使在冥冥中给予的那种帮助，即教诲他们，安慰他们，拯救他们。”在（法国）天主教会慈善院里，主要精力放在生活和良心的整顿上。在18世纪，这一点愈益明确地成为禁闭的理由。1765年，梯耶里堡的慈善院制定了新的规章，明确规定“副院长每星期至少逐个会见所有的被救济者一次，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并了解他们是否受到应有的待遇。下属官员则应每日这样做。”
所有这些道德秩序监狱都会有霍华德在美因茨教养院还能看到的警言：“野兽尚且能被锁链制服，管教迷途的人更不必悲观失望。”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