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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商业政策问题。毛主席在碛口、三交亲自作了调查研究。他到兴县问我们是不是能够退出来？我们认为，有三千石粮食就能退。退赔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步，退还小摊贩的东西，这得到一些干部的同意。第二步，退第二等商人的东西，又得到干部们的同意。最后，退大商人的。直到毛主席过兴县，经过了一个说服教育和解释过程，最后才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了。这次毛主席在晋绥讲话时，用群众的话做了总结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②
我们在去年的土改中，虽然犯了“左”的错误，但由于把富农多余的粮食都拿了出来，还挖了地主的浮财几百万元白银，其中用一百多万买了粮食，支援北线的绥远，又用几十万元给贫农团、摊贩买粮食，救济了老百姓，因此，就使很多群众没有饿死，今年就有人开垦荒地了，三、九、十分区的灾荒也解决了。只是神木的领导对榆林地区的粮食估计过高，所以灾荒仍比较严重。
第三，战勤任务繁重。去年一年，河东的抗勤任务就超过抗战八年的总和。在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万数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如果不是经过土改和整党，要完成这样繁重的战勤任务，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土改和整党中，把一部分坏干部整掉了，培养了八到十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他们不脱离群众。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在义合开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反右，但没注意防“左”，这一祸水流到了农村，犯了“左”的错误，死了一些人。但反右是否收到了成效？今天尚无材料证明。义合会议对土地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在老区也来了个平分，结果搞“左”了，但时间很短，很快就纠正了。边区的土地问题，除三边、陇东尚来完全解决外，总的说已经解决了。—九四八年的营业税也免了，所以群众支援前线十分踊跃，今年已做了几十万双军鞋，把自己的口粮拿出来支援前线。如刘家川附近林主席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农民，家中虽然只剩下一斗粮食，他也要拿出来支援前线，因为他希望解放军打下榆林后就可以收复延安，他相信公家一定能解决他们的困难。河西的灾情很重，但河东还有粮食，只要我们组织力量运过来，就可以减轻河西的饥荒。
现在，后勤部门的工作中，河东与河西不够协调。联防军后勤都是新成立的机构，工作仅限于发电报、写信和批条子，不会去很好的协同河东与河西的关系，因此，对支援前方就增加了困难。卫生部工作也存在宗派观念。晋绥军区、西北野司、联防军各有一摊，互不协调。如联防军第四医院没有X光机，而河东晋绥军区卫生部却放着几架X光机不用，这样给诊治伤病员增加了很多困难。
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对军工生产也有影响。现在一颗82迫击炮弹需要一千五百多斤粮食。照我们边区的情况，一个中农全年的生产收入只能用来生产半个82迫击炮弹。按我们目前军工生产的能力，如找到一百五十万斤硝，在六月份我们可生产山炮弹五百发，七月份还可以增加。我们有四个手榴弹厂，只要有原料，组织得好，今年可以保障我们野战军的作战需要。这些工厂是延安主动放弃以后搬过河东的。我们几千名职工努力工作，对支援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后勤工作不协调，影响了军工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
另外，对战争动员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战士到了前线就开小差。据边区统计，共有六千人开小差回了家。现在联司以张参谋长③为首，已组织归队委员会，分区进行工作，六、七、八三个月可以让开小差人员归队集中，如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减少野战军兵力上的困难。为了更好的支援前线，做好后方工作，我想开过这个会之后，在延安还要开几天会，检讨后勤各部门的工作，使河东与河西的工作更好协调起来。
关于部队今后的供给问题，我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是可以解决的。现在我们边区已发展到六百五十万人，粮食、棉花问题可以自己解决。晋西南人人都会纺纱，新绛县手工业有七十二项，布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代县、运城的盐也是很大的收入，三边的盐池也可以发展，白水瓦窑堡的煤、河东右玉南山和左云东山的煤产量都很大，晋南的煤能供晋南几十万人用，五寨、宁武一带有大森林可以利用。我们现在自己办的火柴厂很好，可以不用外来的火柴，并能出口。总之，我们的收入还是很大的，而且在大片新解放区还没有人去做税收工作。所以，只要把财经工作做得好，吃饭、穿衣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同时，组织好运输也非常重要。现在晋察冀有几十万斤棉花，还没有运过来，如果把河东与河西的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会大大提高，那时估计可以抽出一万八千多名劳动力来从事运输工作。
二、对西府战役④的检讨
这几天，大家对西府战役的检讨很好，但是据我了解，同志们在会议上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出来。有的同志对党、对同志没有如实反映问题。有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相互批评不够。纵队与纵队之间，旅与旅之间有意见，但当面都不讲，表面上看很和睦，而在背后又相互议论，这是很不好的现象，这对我们解放大西北是没有好处的。有的领导说，他们的部队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而事实上没有做到，但没有同志出来批评。中国有句俗语说：“瞒病者必死。”我看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还没有把脸皮扯破，没有把存在的问题都揭露出来，所以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比如对打瓦子街捉俘虏问题，某纵队对某纵队就有意见，但在这次会上，某纵队不公开提出来，某纵队自己也不讲，既然相互有意见，为什么不公开放到桌面上呢？再如三五九旅一个团长为抢俘虏被人打伤了，某旅有个班长为了抢枪，就上起刺刀来杀人。对这种事情，这些部队的领导为什么不讲呢？如果现在不很好检查，那么将来还会犯错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彼此间应该做到亲如兄弟，团结友爱。但我们有些部队，不但未能做到这一点，还要相互打。有的打仗时打滑头仗，做假报告，对这种情况，这些部队的领导要负责。
在杨家沟会议⑤上，毛主席指出：对整个的敌人可以轻视，而对具体敌人不可轻视。在这次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就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你们不是把两个旅的力量集中起来，而是分散使用，这就是轻视敌人。如果你们集中兵力过了泾河，就能歼灭更多敌人，有力的支援友军，使敌人无法抽兵，我军就能占领宝鸡一星期，这就对我们非常有利。
关于军事问题，我问过毛主席，他说：只要把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关于军事问题的几条原则⑥研究好了，就能解决问题。冬季休整以后，大家劲头很大，打第一仗，就消灭敌人五个旅，因为准备工作做得好，有歼灭敌人的把握，做到了毛主席说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攻打洛川时，由于那里地形很险要，我们准备工作做得又不够，所以把握不大。打洛川，一方面影响了六纵、三纵的休整；另一方面，我们伤亡了二千多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进，使我们没有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被动的。因为敌人集中了十几个旅，只要它变化队形，就可沿公路与我军平行前进，我军则需要爬山、渡河。我们在马栏也是没有饭吃，故只有往西南行动。
在上次前委扩大会上，与会干部都表示了态度，就应该保障战役任务的完成。我们的军队是有政治觉悟的军队，而且离根据地也不远。我们的作战对象，是没落阶级的队伍，所以，只要我们指挥员指挥得好，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比如在我军渡过泾河之初，利用敌人尚未集结，先扫清散敌，扩大我之占领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