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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晋绥的生产、财政、经济工作，抓得对。去年我从河西回来，一路上发现了不少问题。我先到了黄河边的三交镇，看到街上三种样子：河边房子很好，有大招牌。一进街，与国内战争一样，破破烂烂的。再往里去，贸易局有很大的院子，后勤部、行署、地委的商店很繁荣。再到了三交县政府看看，它不像是群众的衙门，县长也不像是群众的县长。到上西坡，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不像样子。到峪口，发现一年征了三年的公粮，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的粮食都借了，还有好多队伍去。于是我赶快给三地委、方山县政府写信，提出要调剂粮食。走到平川，发现问题更多了。我们军队的纪律不好，让老百姓背草、挑水、烧水、磨面、喂马等等，群众负担很重。到了文水东社地区，发现有的群众卖青苗。八分区开的合作社，股金是供给部的，他们从临县十元钱买一支针，回来卖二十元。这种合作社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个剥削社！该分区办的一个学校，还有二十几岁的男女在读人、手、足、刀、尺。到杨坡、寨上遇到了三专署一些搞生产的人，这些人留着长头发，穿着白衣服，根不像个生产的样子。他们不开荒，占农民的水地种。来到兴县，从二十里铺到兴县是一样，二十里铺至界河口又是一样，越往东走越坏，在界河口至岢岚，老百姓穿得破破烂烂。我看到一个战士骑在牛背上，让几十岁的老头牵着，我就让他下来。一直到平鲁八角堡，看到大多数老百姓穿得和叫花子一样。一九四三年我回晋西北时，没有发现问题，还到延安去吹。这次我坐汽车从延安回来，一路上发现了我们工作中不少问题，有的是带原则性的错误，这说明我们为谁建党、建军、建政，为谁打仗的目的性还不明确。我们发动了群众，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这是成绩。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也有不少错误，表现是：一二零师与地方党、新军、牺盟会虽然没有不很团结的现象，但存在着对党、政不尊重，挖老百姓的地窖，对帮助新军、牺盟会改造做得不够，对如何建设晋西北，在思想上也未搞清楚。因为晋西北太穷，六中全会后，我也不愿意到这里来，后来到冀中平原去补充了一些部队，也不愿意回来，对于在晋西北生根，把它建设好，缺乏决心。后来，我看到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思想认识才完全转变过来。稼夫同志说，对晋绥地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要负责。我认为，他只能负一部分责任。我在上次报告中已讲到，晋绥工作做得好或做得不好，我都要负责任。因为我从一九三七年到晋西北，一九三八年底到冀中去了一年多，一九四零年二月返回，晋西北一直归一二零师领导。一九四二年我去延安工作，但晋绥仍在联防军司令部领导范围之内。虽然稼夫、赵林、林枫同志都离开过晋绥，但他们离开与我的离开不同，因为我是联防军司令，还管边区的工作，后来林枫同志走了，关政委病了，所以晋绥工作没做好，责任应由我来负，希望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和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大胆揭发。有些县委、地委、区党委工作中虽然也有错误，但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想要把工作做好的，有意识把工作搞坏的是极少数个别人，所以主要根源在于分局，我也应负责。
三、今后的任务
（一）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
我们现在发动群众的条件，比内战时不知要好多少倍。在内战时期，我们军队不多，毛主席带千把人和朱总司令带千把人，总共不过两千人，到了江西，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我从汉口带了三条枪，有两支还打不响，回到湘西，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红军不断发展，但最多时也没有到三十万。那时候，干部很缺乏，陕甘宁苏区一九三零年才搞起，开始时才几杆枪，有些部队行军时队尾可以看到队前，有的穿军装，有的着西服，还有穿袍子的，真是五花八门。那时红军被看成是“非法”的，被土匪、劣绅、军阀、帝国主义称为“共匪”。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干部一调就是几千、几万，解放区有大学、学院和其它学校千把个，抗大有八九个分校，这些学校为我们培养大批干部。部队一调就是好几个旅，组织也比较严密，部队装备也有很大变化，有了大炮，掷弹筒背不完，所以，敌人不再叫我们“共匪”，而称为“共军”了。
内战时期，我们党员干部比较少，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下而上成立区委、县委、地委，同时建立由他们领导的中队、大队等游击队。那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红军，发动群众，推翻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压迫剥削，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所以，我们红军每到一地，首先是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调查清楚哪家是土豪劣绅，并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粮食，有些农民不敢要，晚上我们派人从后门把粮送去，工作条件比现在艰苦得多。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变了，由内战时阶级斗争转变为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我们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了合法地位，因此，我们有条件从上而下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比如过去山西党的力量比较薄弱，一九三七年北方局派赵林同志来建立山西省委，罗贵波同志也参加了党委工作⑥。我们八路军三个师东渡黄河时，老百姓摆糖水、果子、米汤欢迎我们，我军的威望很高。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也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但由于环境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也与内战时期不同，主要是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对地主、富农既不过分打击，更不从肉体上消灭，只是削弱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所以现在的工作比过去好做得多。当然，无论是国内战争时期，还是今天，我们的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农民抗战八年，现在他们要土地，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解决。当前，我们在土改这件事上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有些地方工作不大胆，缩手缩脚。某县有个土豪有两千多亩地，土改时只分了他几百亩，还留有两千亩地。象这样的土豪，还应该多拿出些分给农民。二是有些地方如静乐又过分地伤害了富农，甚至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三是在工作进度上比较慢。在内战时期，机关人员比较少，而且每到一地，就立即分散下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分配土地、建党、建军、建政。所以，三个月就可以搞起来，而且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现在我们一些同志把红军时期这种光荣传统给忘了。现在边区一级有四个机关，每个机关有很多人，他们不深入群众，不作调查研究，待在家做些日常工作。如果这几个机关一万多人中抽出几百人到兴县工作，就可以把这个县搞得很好。今天有些老太爷、大少爷开几天会就叫脑子痛，写文章也不行了。一吃饭就胃痛，一走路就有关节炎。有的还向组织要老婆，没有老婆就不能工作。有的领导干部叫工作人员搞东西吃，打麻将一打就是一个通宵。这些现象在内战时期是没有的。依我看，现在有些同志的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比内战时少了，不像是打天下、创家立业的样子。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农民要求的土地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政、军干部和战士。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前天，有一所中学来了一百多个娃娃，有的是地主、富农和伪职人员家庭出身。有个伪村长的儿子问：“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我家也是人民，为什么还分我家土地？”娃娃们争论不休。我就对他说；“你家是地主，土地是剥削人家得来的，所以群众就要分你家土地，高士毅旅长家是大地主，他家中的地被分了，他很高兴。”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剥削家庭出身的干部、战士进行说服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我相信绝大多数是能教育过来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支持分土地，否则就不是共产党员。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有了种子、房屋，就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得到发展，农民逐渐摆脱贫穷，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真正的拥护，建党、建政、建军和锄奸等各项工作才能搞好。但是，我们地方政权在分配土地时，要很好注意党的政策，对家中有人参加我党、政、军工作的地主和富农，以及中小地主要适当照顾。如果工作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