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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勾结进了大同，还要叫我去大同谈判，我虽然是个师长，但我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天，楚溪春来丰镇，他首先提出执行停战命令，要我们退六十里。我就说：“从孤山到大同三十里，这里的七里半是我的，那边的七里半是你的。我撤退我的，你撤退你的。”他又提出要以大同为界，说大同是他的。我问他：“你们是怎样到了大同的？抗战八年，没有见过你的一兵一卒，一枪未打，你们是怎样进的城？”他无言以对，但又说左云也是他的。我问：“左云住的是什么人？”他说“是乔日成，阎先生的人。”我指出：“乔月成是伪军的一个连长，是汉奸，他是阎先生的人，那么阎先生是汉奸！”他们最怕讲汉奸，一提到“汉奸”两字就脸红，就不再讲了。后来，他又提出可用煤炭换我们的粮食。我回答他：“你们缺粮倒是真的，我们煤炭多得很，还供给张家口，你们硬是没有粮。”所以，“我们和蒋介石、阎锡山和美国人办交涉时，头脑必须清醒，他们是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说：“不消灭共产党，死也不瞑目。”我们要坚持原则立场，做到寸土必争，一个村子、一寸土地也不让。他打我一个耳光，我就打他两个。有的同志说：“阎锡山可怜得很，一个空城没有吃的，我们不给他粮，他就会出来抢！”如果他出来抢粮，我们就要打。他们捉了我们的县委书记、县长，杀了我们的副专员，难道我们就不捉吗？否则就是缺乏阶级观念，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他们办交涉，是为人民争利益，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解放人民，不是把人民的利益送给资产阶级。
国民党则千方百计整我们，比如对我们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摘疲劳战。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半，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半上班办公，下了办公就开会，向我们交“备忘录”，一读“备忘录”就拍桌子。我们的同志连看电报、开会的时间也没有。国民党的报纸，天天刊登骂我们的消息，甚至组织到北平去请愿、游行示威，弄得我们执行部的一些同志也怀疑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有点“左”了。
北平的生活蛮好，住得很阔气，饭店内上下有电梯，但有些同志叫电梯升糊涂了。个别干部嫌“军级”24小了，在家里是“尉”字号25的，一出门就偷偷换上“校”字号26的，有的嫌“校”字小了，想换成“金牌牌”的27到街上好抖抖威风。不想穿“灰”的，想穿个“黄”的28。这些同志把国民党的领章看成是光荣的，所以必须加强对我们共产党员的教育，要站稳阶级立场。
我们在太原的几个同志，阎锡山派了上百个特务监视，咱们的人连门也不敢出，什么地方也不去。怕什么？可以大胆的到处走走嘛，到公园、到学校，有特务跟着，就叫他引引路嘛！要放开手干，不要缩手缩脚。我们有些同志有个弱点，就是不怕硬，单怕软，对资产阶级总有点怜悯。阎锡山很狡猾，他在政治上的统治、经济上的剥削都有一套。我们晋绥应该好好的研究如何和他做斗争。他在军事上学日本人的“扫荡”、“清剿”办法，从各据点抽调兵力，集中打我一点。那我们就要用武工队、游击小组的办法对付他。在我们头脑中，对阎锡山不要有什么幻想，在同他们斗争中也绝不要轻敌，轻敌必败。据说某团在清太没有打仗就撤出来，反而说阎锡山的军队不中用。你打了胜仗，这样说还可以，没打仗就吹牛，这很不对头。在抗战初期，我们有的同志说阎锡山的队伍“穿的烂，走的慢，腰里别着一颗手榴弹！”这种骄傲轻敌的态度必须克服，否则我们就会吃亏。
蒋介石集团派系多得很，什么CC系，复兴牡，诸侯之多，恐怕还不止八百，彼此矛盾很多。阎锡山的部下，也有派系，矛盾也很多。他们虽说有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几百万军队，可是内部有矛盾，不一致，不团结。我们虽然只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一百来万军队，但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的力量敌人是不可摧毁、不可战胜的，就是再打几年，我们也不会再来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和国民党已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大革命时期，双方有个共同目标，就是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在这次合作中，我们帮助他建立军队、建党、建设起广东根据地，实行了北伐，直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二次合作，也有一个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国共两党停战是由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国民党不能消灭我们，我们也暂时不能消灭国民党。国民党是一心要想消灭我们的，但当消灭不了时，就等待时机。目前的停战，它正是为了等待时机，所以就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力量对比上的暂时休战，休战就是为了准备力量。国民党在积极准备，我们也要准备。国民党是靠美国，我们是靠中国人民，靠世界各国的人民和共产党。如果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能够迅速增长，就能够战胜反动力量，就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可以避免中国的内战。如果在停战期间，我们的力量不能迅速增长，就不能克服反动势力，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内战就有可能爆发。发生了战争，要战胜敌人，仍然要靠力量，所以我们要加紧准备。和平停战就是一个决战的准备，我们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办法制止战争和战胜敌人。晋西北是个穷地方，只有农林，没有大城市，兵多养不起，兵少不够用。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如何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迅速的准备力量。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等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但主要的还是蒋介石想要消灭我们。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渴望得到和平，但是内战的危险性很大，时局的特点时好时坏。我在延安时好一点，到晋西北后就又紧张了。但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中心问题是怎样准备我们的力量。七大的决议、中央最近的指示都是这个精神。晋绥的形势我觉得不错。有几万军队、几万党员，还有三百万群众，这里的土地虽差一点，但还是“腊肉骨头，越啃越有个味道。”这次到了延安，毛主席对我讲，那里就是人口少一点，地方偏僻一点，仗多打一点，地方倒不错。这是对我的暗示，也是个批评。因为我过去对晋西北的印象也不好。一九三八年不想来，一九三九年离开过，一九四零年从河北又调回来，渐渐有了转变，因为晋绥的老百姓很好。今天，我的观点已完全转变过来了，所以我认为这里还是有办法的。
第二部分 任务
首先，我想讲一下，晋西北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有我，好坏都有我一份，对过去工作做得好的要讲，做得不好的也要讲。光讲好的不对，但光讲坏的也不好，就会没有信心。
我们这个战略区域，在八年抗战中，总的讲来，任务是完成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向我们提供了人力、物力、小米，党领导政权、军队和群众，经过八年艰苦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但阎锡山在日本投降以后，把几千名日本人接去用来打我们，所以，这个担子压在我们身上也是蛮重的。
我们这个地区一向是两面作战：河东要对付日本人和阎锡山；河西要对付榆林的国民党，有时我们的军队还得过河到陕北。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的主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和独一旅等三个旅，在河西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任务，直到日本人投降前夕，还在关中的爷台山打了一仗29，消灭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后，才过河东来。同时，我们还担负前方和后方的交通。前方各个解放区的同志到延安去，或从延安到各解放区去，都要经过我们晋绥，客人蛮多，我们这个穷主人就很难做，但也还是做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很好，在八年抗战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交通线上，炭用完了，菜甚至连草也吃光了，好多毛驴给过路的同志拉走了，但群众没有一点怨言。
晋西北的党组织，开始是区党委，现在是晋绥分局。他领导我们这个战略区的政权、军队和老百姓打了八年仗，正确的贯彻了毛主席思想和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是正确的。他教育政府、军队和老百姓要照顾大局，而且照顾得很好。我们这个地方小而穷，负担重，尽管我们自己的生活很艰苦，但仍然从财力上对延安进行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