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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对公共事务的政治能动性和能力将不再受到阻碍地在人
民内部发展起来，而一种不单纯是政府应声虫的舆论将形成
起来。然而这样的改进将是新的困难的开始。这个不受君主
支配的舆论必定是要不支持他的，要不就是反对他的；非此
即彼。一切的政府必定会使许多人不高兴，而这些人现在有
了正规的机关，并能够表达他们的感情，因此反对政府措施
的意见也会常常表达出来。当这些不利意见碰巧是多数意见
时，君主该怎么办呢？他将改变他的方针吗？他将听从人民
吗？如果是这样，他就不再是专制君主而是立宪君主了。后
者作为人民的机关或第一公平不同的只是不能罢免罢了。如
果不是这样，他就必须或者用他的专制权力将反对意见压制
下去，或者就将产生人民和独夫之间的持久的对抗，其结局
只能有一个。即使是消极服从的宗教原则和“神权”也不会
长期防止这种局面的自然后果。君主将不得不屈服并遵从立
宪君主的条件，或者让位给愿意这样做的人。这样一来君主
专制就主要是名义上的，它将不具有被认为属于绝对君主制
的很多优点。另一方面，它将在极不完全的程度上实现一个
自由政府的优点。因为不管公民实际享有的自由可能有多大，
他们决不会忘记他们是勉强被容许保有这种自由的，并且是
靠了一种在国家的现有政体下随时可能被收回的让步保有这
种自由的。不能忘记他们在法律上是奴隶，尽管是一个明智
的，或者是宽容的君主的奴隶。
如果由于人民的无知、冷漠、倔强、刚愎自用，以及由
于用自由制度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武器武装起来的自私的个人
利益的腐败结合对最有益的公共进步设置了种种障碍，而呻
吟于这些障碍下的失去耐心的或感到失望的改革家们，有时
竟渴望一个铁腕人物来摧毁所有这些障碍并迫使难以驾驭的
人民接受较好的管理，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除开这一事实
不说：有一个时常改革弊政的专制君主，就有九十九个只知
制造弊政的专制君主）朝着这方向寻求实现他们的希望的人
们，从好政府的观念中漏掉了其主要的成分，即人民本身的
改进。自由制度的好处之一，就是在这制度下统治者不能放
过人民的意愿不管，为他们改善事务而不改善他们。如果不
管人民怎样也能将他们管理好的话，他们的好政府就不会比
一个未经自己提供合作由外国武力解放的人民的自由维持得
更长久。诚然，专制君主可能教育其人民；而真正这样做，将
是对他的专制的最好的辩解。但是任何旨在造就人而不是制
造机器的教育，到头来都会使他们提出支配他们自己的行动
的要求。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先驱们就是耶稣会会员教育出
来的。甚至耶稣会的教育看来也足够真正唤起对自由的渴望。
凡是增强人的能力的，不管是在多么小的程度上，都会创造
对无阻碍地运用这种能力的更大愿望；普及教育如果不是为
了肯定将诱导人民去想望，并很可能会提出要求的那种状态
而教育人民，就是一种失败。
我决非谴责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以暂时的独裁形式掌握
绝对的权力。自由的民族在古时候曾经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
赋予这种权力，作为对国家用较温和手段所无法消除他弊病
的一剂必要的猛药。但是对这种权力的接受，即使是在严格
限制的时间内，也只有当独裁者，象梭伦或毕达古斯那样，
用他所掌握的全部权力来消除妨害民族享有自由的障碍时才
是可以原谅的。好的专制政治完全是一种虚假的理想，它实
际上（除了作为某种暂时目的的手段）是最无意义和最危险
的奇异想法。以毒攻毒，在一个文明有所发展的国度，好的
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
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奥古斯都的专制政治使罗马人为
提比略作好准备。假使罗马人性格的整个风格最初没有遭
到近两个世代的温和奴隶制的磨损，他们可能会留下足够勇
气反抗更可恶的奴隶制吧。
不难表明，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
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
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
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
职务。为检验这个命题，就必须联系到上一章所指出的为便于
对政府长处的研究而划分出的两个部分加以考察，即：政府
通过社会各种成员现有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能力促进社
会事务的良好管理到何种程度，以及它在改善或败坏这些能
力方面的效果如何。
不用说，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并不是指在一切文明
状态都是实际可行的或适当的政府形式说的，而是指这样一
种政府形式，在它是实际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它伴随有最
大数量有益后果，直接的和将来的。完全的平民政府是能够
主张具有这种性质的唯一政体。它在政体表现其优越性的两
个部分都是卓越的。它比任何其他政体既更有利于提供良好
的管理，又促进较好的和较高形式的民族性格的发展。
它有关当前福利的优越性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这两个
原则具有和关于人类事务所能规定的任何一般命题同样普遍
的真理性和适用性。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
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于捍卫它们时，
才可免于被忽视。第二个原则是，从事于促进普遍繁荣的个
人能力愈大，愈是富于多样性，普遍繁荣就愈达到高度，愈
是广泛普及。
试将这两个命题具体化到当前场合。人们愈具有自·保的
力量并进行自·保，他们就愈能免遭他人的祸害；只有他们愈
是自·助，依靠他们自己各别的或共同的行动而不仰赖他人，才
愈能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取得高度的成功。
前一命题——每个人是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唯一可靠
保卫者——是深谋远虑的基本准则之一，每个能够处理自己
事务的人在涉及到他自己时总是暗含地按照它行动的。的确，
许多人对它作为政治学说感到极大厌恶，并且爱把它公然诬
蔑为普遍自私的学说。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人通常总是爱
自己胜于爱别人，爱和自己接近的人胜于爱较疏远的人，当
这一点不复是真理的时候，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就一定不仅
是实际可行的，而且是唯一可以辩护的社会形式了。而且，到
那时候，共产主义将肯定会得到实行。就我自己来说，既不
相信普遍的自私，我不难承认甚至现在共产主义在人类的精
华中就会是可行的，在其他人中也可能变成可行的。但是由
于这一意见就是不受那些不满于私利占有普遍优势的学说的
现制度的维护者们欢迎，我倒以为他们实际上确是相信大多
数人考虑自己先于别人的。然而，为了支持一切人参加行使
主权的主张，甚至不必要作这种断言。我们不需要假设说，当
权力存在于一个排他的阶级手中时，该阶级将明知和有意地
为自己而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这样说就够了：在没有天然
的保卫者的情况下，被排除的阶级的利益总是处在被忽视的
危险中。而且，即使看到了，也是用和直接有关的人们不同
的眼光去看的。举例来说，在我们国家，被叫做工人阶级的
那个阶级可以认为就是被排除在对政府的一切直接参加之外
的。我不以为参加政府的各阶级一般地有为自己而牺牲工人
阶级的任何意图。他们曾经有过那种意图；看看那些长期以
来用法律压低工资的坚持不懈的尝试吧。但是今天他们通常
的意向恰恰相反，他们愿意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作出相当大
的牺牲，特别是金钱上的牺牲，而且可以说失之过分慷慨和
不分青红皂白的慈善。我也不认为在历史上任何统治者曾有
过如此真诚的对自己的贫苦同胞尽义务的愿望。然而议会，或
者组成议会的几乎所有成员，曾有过一瞬间用工人的眼光去
看问题吗？当涉及工人本身利益的问题发生时，不是仅仅从
雇主的观点去加以考虑吗？我并不是说工人对这种问题的看
法一般地比其他人的看法更接近真理；但它有时是完全同样
接近真理的。无论如何应当恭敬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应
当象现在这样不仅不予尊重而且加以忽视。比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