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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作为该社会的领袖和在人类全体会议中的代表，我们就
对他们的合法的功名心，以及对该社会的正当的自尊心负有
义务给予回报，让他们在一个具有更大力量和重要性的国家
中占有同样显贵位置的同等机会。
以上讲的是其人民达到适于代议制政府的属地的情形。
但有另外一些并未达到那种状态的属地，如果要加以掌握的
话，就必须由支配国家去统治，或由该国为此目的委派的人
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同任何其他方式一样是合法的，如果它
是在该附属人民的现有文明状态下最便于他们向进步的更高
阶段过渡的统治方式的话。如前所述，在有些社会状况下，强
有力的专制政治本身就是在为使人民适于较高文明所特别欠
缺的方面对他们加以训练的最好的统治方式。也有一些社会，
单纯专制政治的确不具有任何有益的效果，专制政治所起的
教育作用早已发挥过了，但其人民本身却不存在自发的进步
动力，这时进步的几乎唯一的希望依赖于有一个好的专制君
主。在本地的专制政治下，好的专制君主是一件罕见的和稍
纵即逝的偶然事件，但当该地人民受到一个更文明的国家统
治时，则该国应当能够继续不断地提供这种好的专制君主。统
治国家应当能为其臣民做接连不断的专制君主所能做的一切
事情，这样提供的专制君主由于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能避
免野蛮的专制政治所带来的不稳定性，由于他们的才能就能
期望他们具有先进国家的一切经验。这就是自由的人民对野
蛮的或半野蛮的人民的理想的统治。我们不必指望这种理想
一定实现；但是除非做到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这种理想，统
治者就犯有对一个国家所能负有的最崇高的道德委托失职的
罪行。如果统治者甚至不以这种理想为目标，他们就是自私
的篡夺者，就是和世世代代以来其野心和贪婪以人类大众的
命运为儿戏的人们犯同等的罪。
落后的人民直接隶属于较先进的人民或者处于后者的完
全的政治支配之下已经是通常的情况，并将迅速成为普遍的
情况，因此在现时很少有什么问题比如何组织这种统治更为
重要，俾使这种统治成为对从属人民的好的统治而不是坏的
统治，提供给他们以可能达到的最好的政府和最有利于未来
持久发展的条件。但是使政府适合于这一目的的方式，决不
象能够自治的人民的好政府所需具备的条件那样为人们所充
分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根本不了解。
在肤浅的观察家看来，事情好象是毫无难处的。如果印
度（比方说）不适于治理自己，在他们看来所要做的不外是
要有一个大臣去统治它，这个大臣和所有其他英国大臣一样
须对英国议会负责。不幸的是，尽管这是试图统治一个属国
的最简单的方式，却几乎是最坏的方式。这种想法恰恰表明
其拥护者完全缺乏对好政府的条件的理解。对一个国家人民
负责的情况下统治那个国家和对另一国人民负责的情况下统
治一个国家，是极不相同的两件事情。对前一种情况来说特
点是自由胜于专制，但在后一种情况则特点是实行专制。唯
一的选择是不同的专制政治的选择。两千万人的专制是否一
定优于少数人或一个人的专制，是不肯定的；但可以肯定的
是，对其臣民不闻、不见、一无所知的人们所实行的专制很
可能比对其臣民有所了解的人们所实行的专制更坏。人们通
常并不认为，权威的直接代理人由于是以一个并不在场的主
子，并且是以一个有着无数更为迫切的利益要照顾的主子的
名义进行统治，就统治得更好。主子可以责成这些代理人负
严格的责任，临之以重刑，但处罚是否往往恰当则是很可怀
疑的。
一个国家由外国人统治总是有很大困难的，也是很不完
善的，即使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习惯和思想方面
的极端不一致。外国人不会和人民有同感。他们不能按照一
件事情浮现在他们自己心中的情况，或按照这件事情影响他
们感情的情况，来判断这件事情将怎样影响从属人民的感情
或将怎样浮现在这些人民的心中。这个国家的具有一般实际
能力的本地人仿佛本能地知道的事情，他们就必须通过学习
和经验慢慢地，并且终究是不完全地学会。他们必须对之进
行立法的法律、习惯、社会关系，对他们来说不是从幼年时
期起就熟悉的东西，而全是陌生的。有关这些详尽的知识他
们必须依靠本地人的介绍，困难的是不知去信赖谁。当地人
民害怕他们，猜疑他们，也可能憎恶他们，除为了本身的利
害很少来找他们，于是他们很容易认为那些卑躬屈节的人是
可以信赖的。他们的危险在于看不起本地人；本地人的危险
则在于不相信外国人所作的任何事情能够是为了他们的利
益。这些不过是真心想统治好一个国家的外国统治者必须克
服的困难的一部分。要在任何程度上克服这些困难，将始终
是一项须付出大量劳动的工作，要求主要行政官员有极高度
的能力以及其部属有较高的水平。要把这样的政府组织好，就
必须保证该项劳动，发展该项能力，并把这种能力的最高典
范放在最大信任的位置上。对丝毫未从事这种劳动，丝毫未
具有这种能力，甚至多半不知道这种劳动或能力在任何特殊
程度上是必要的这样一个权威负责，不能认为是达到这些目
的的很有效的方法。
一国人民单独地进行治理，是有意义和真实性的事情；但
是一国人民由另一国人民进行治理，则是并不存在也不能存
在的事情。一国人民可能把另一国人民当作自用的养兔场或
鱼塘，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一个为它自己居民的利益而经
营的人畜农场。但是如果被统治者的利益是一个政府的本来
业务，那么由一国人民直接去照料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
所能做的至多是委派某些最优秀的人去加以照料；对这些人
来说，他们本国的意见既不能是他们履行其职责的指导，也
不能是对履行该项职责的方式的合格的裁判者。不妨想一想，
如果英国人对他们自己的事务象他们对印度人的事务那样无
所知和漠不关心的话他们自己将怎样进行治理。甚至这种比
较也不赋予这一事态以恰当的概念，因为一国人民完全不关
心政治也许只是默从和对政府听之任之，而在印度的情形，象
英国人这样在政治上积极的人民在习惯的默从之中却时时进
行几乎总是不适当的干涉。决定印度人是繁荣还是不幸，是
进步还是退步的真正原因远远超出他们的视界以外。他们缺
少怀疑这些原因存在所必要的知识，至于判断这些原因所起
的作用他们的知识就更少了。这个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可以
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管理得很好，或者不管管理得怎样
不好也不致引起他们的注意。主要诱使他们去干涉和控制他
们代表的行动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强迫当地人接受英国人
的观念，比方说，通过改宗措施或有意无意地触犯当地人民
宗教感情的行为。统治国家中的舆论的这种错误指导，在目
前普遍存在于英国的、在公立学校中根据学生或其父母的意
愿讲授圣经的要求中看到有启发性的例子（特别是因为除正
义和公平，以及能期待于真正确信的人们的那种公正无私以
外没有别的意思）。从欧洲的观点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
显得公平或更不致因为宗教自由而遭到反对的了。但从亚洲
的观点来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任何亚洲民族从不相信一个
政府会不为达到某个目的而调动其领薪金的官员和开动官方
机构；当为达到一项目的的时候，任何亚洲人也不相信除软
弱的和不足齿的政府外任何政府会不达目的半途而废。如果
公立学校和教师教授基督教，则不论提出什么保证说只对自
愿学习的人进行教授，也无法说服学生的父母相信不会使用
不适当的手段使他们的儿童变为基督徒或至少是被印度教所
排斥的人。如果到头来他们相信了不是这标，那也只能是由
于这样办的学校完全失败，未产生任何改宗者。如果教授圣
经在促进其目的方面有了一些效果，它就不仅会损害政府教
育的效用以至其存在，而且或许会危及政府本身的安全。一
个英国新教徒不会轻易地受那些否认诱使改宗的人们劝诱而
将他的子女放进罗马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