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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都朝向他；他是整个王国希望和信赖的对象；而每个地方
上的统治者只是在多少是有限的区域内具有力量。全国各地
反对一个接着一个直接压迫者的人们都在他手下寻求避难和
保护。他之进而占上风是缓慢的，但那是相继利用仅仅提供
给他的机会的结果。所以，那是可靠的；并且，随着这一过
程的完成，社会中受压迫的那部分人屈服于压迫的习惯也就
消除了。国王的利益在于鼓励各地农奴从领主控制下解放出
来的一切分散的努力，并把他们置于直接从属于他本人的地
位。在他保护下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只服从国王的社会。同邻
近的城堡中的领主的统治比较起来，服从远处的君主，本身
就是自由，因为君主长期以来出于其所处地位的需要不得不
作为他曾帮助实现其解放的那些阶级的同盟者，而不是统治
者，运用他的权威。就这样，一个原则上专制的但在实践上
一般是很有限的中央权力，成了帮助人民通过必要的进步阶
段的主要手段，而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就很可能妨碍他们进入
这个阶段。俄罗斯帝国农奴的解放只有不折不扣的专制统治
或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屠杀才能实现得了。
历史的同一篇章有力地说明无限制的君主制克服文明进
步上的障碍的另一种方式，而代议制政府肯定会使这些障碍
严重化。对直到相当高级阶段的进步说来最大的障碍之一是
根深蒂固的地方观念。有些部分的人类在其他许多方面有能
力享有自由并为自由作好准备，但可能不适于合并成甚至最
小的国家。不仅嫉妒和嫌恶可能使他们互相排斥，并妨碍一
切可能的自愿联合，而且他们可能还没有培养起使联合成为
名副其实的感情或习惯，即使假定在名义上已经具有这种联
合。他们可能象古代社会或亚洲村社的公民那样，在村或镇
的利益范围内运用他们的能力方面已具有相当的实践经验，
并在那限定的规模上甚至已实现了相当有效的平民政府，仍
然可能对任何更进一步的事情很少同情，并且不具有处理许
多这样的社会所共通的利益的习惯或能力。我不知道在历史
上有过任何事例，其中许多这种政治原子或粒子结合成一个
团体，并学会感到自己是一个民族，除非是以前曾从属于所
有的人所共同的中央权力。正是通过服从那种权力的习惯，
参与其计划并为其目的服务，我们所设想的民族才能在他们
的思想上接受在相当大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的大的利益的概
念。与此相反，在中央统治者的思想中，这种利益必然是主
要的考虑；而通过他同地方逐渐建立起来的多少是密切的联
系，这种利益就成为一般人所熟悉的了。能作出在进步方面
的这一步骤的各种情况的最有利的凑合就是在没有代议制政
府的情况下建立起代议制度；从地方产生的一个或数个代表
团体成为中央权力的辅助和工具，但很少企图推翻或控制中
央权力。人民既这样，比方说，参加议事，尽管并不分享最
高权力，中央权力所实施的政治教育就比用其他方法更有效
地贯彻到地方领袖和一般地贯彻到居民；而与此同时坚持着
基于共同同意的政府这一传统，或至少是对没有共同同意的
政府不给予传统的认可。当这种共同同意被习惯神圣化时，它
往往给好的开端以坏的结局，并且是招致多数国家在很早阶
段停止进步的那种可悲命运的最常有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某
个时期的工作完成得阻碍了以后许多时代所需要的工作。另
一方面，可以把这一点定为一条政治上的真理：与其说是通
过代议制政府不如说是通过不负责任的君主制政体，许多无
足轻重的政治单位能够结合成一个民族，具有共同的凝聚感，
有足够保护自己反对征服或外国侵略的力量，并有值得从事
及适合居民社会政治智慧的发展的多种多样的和大量的事
务。
由于这些缘故，不受代表制度的控制（虽然也许因得到
它的支持而加强）的王权政府，是任何社会的早期阶段最适
合的政体形式，包括象古希腊城市那样的城市社会。正是因
为这样，在古代希腊，国王的政府在公众的舆论的某种真正
的而不是表面的或宪法的控制下，在历史上的确先于一切自
由制度很长一段期间，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最后让位于少
数几个家族的寡头政治。
也许可能指出一个民族的一百个其他的弱点或缺点，并
因此使这个民族不能很好地利用代议制政府；但是关于这些
缺点，一人的统治或几个人的统治将会矫正或减轻弊病则非
同样明显的。各种强烈的偏见，墨守旧习，民族性格上的实
际缺陷，或单纯的愚昧无知，以及精神修养的欠缺，如果盛
行于一个民族，一般说来将如实地反映在他们的代议制议会
中。假如碰巧行政管理，公共事务的直接管理，掌握在相对
说来没有这些缺点的人们手中，他们常常会作出更多好事，如
果不因为必须取得议会的自愿同意而受到妨碍的话。但是在
这些场合，不象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其他场合那样，单纯统治
者的地位并不自然而然地使他倾向于向有益方向发展。一人
的统治者和他的顾问们，或者少数几个人的统治者，不象会
常常避免该民族或该文明状态的一般弱点，除非他们是属于
高级民族或更先进的社会状态的外国人。在那种情况下，统
治者的确可以在几乎任何程度上免除上述弱点；他们比他们
所统治的人们更文明；而服从这样一种外国政府，尽管有它
不可避免的害处，对一个民族说来常常是极为有利的，使他
们迅速通过若干进步阶段，并扫清进步上的障碍，这些障碍
可能无限期地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从属的居民得不到帮助地
任平其原有的倾向和机会发展的话。在不受外国人统治的国
度里，能够产生同样好处的唯一原因，是具有非凡天才的君
主这种少有的偶然事件。在历史上有过少数几个这样的例子，
可为人类庆幸的是，他们统治得足够长久，从而能通过将他
们的一些改革交到在他们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手中而把
这些改革永久保持下去。查理曼大帝可以举作一个例子；彼
得大帝是另一个例子。然而这种例子是那么不常有，所以只
能算是一种巧事，这类巧事常常在危急关头决定某个主要民
族是应该作一次突然起跑，还是退回到野蛮状态中去。波斯
人入侵时恰好有特米斯托克里，或是威廉一世或威廉三世
的偶然存在都属于这类巧事。仅仅为了利用这种可能性而建
立制度将会是荒唐可笑的；特别是象具有如此才能的人，在
任何显要地位上都不需要借助专制权力来发挥巨大影响，如
最后提到的三个人所证明的。关于制度所最需要考虑的是并
非太不寻常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一小部分但却是主要部分
的居民，由于种族的不同，更文明的身世，或其他的特殊情
况，在文明和一般性格上显然优于其他居民。在这种情况下，
由群众的代表进行统治就有可能使他们失去从优秀阶层的更
高文明得来的很多好处；另一方面，由那些优秀阶层的代表
进行统治大概会进一步降低群众的地位，并使他们毫无希望
得到适当的待遇，除非去掉未来进步的一种最有价值的因素。
对这样组成的民族说来，进步的最大希望在于，统治阶级的
主要统治者有一种在宪法上无限制的，或至少在实际上压倒
一切的权力。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只有他关心和改进他不会
对之感到嫉妒的群众的处境，作为对他会对之感到嫉妒的他
的同事的一种平衡。如果幸好在他身边有一个不是作为支配
者而是作为部属的代表着优秀等级的团体，这个团体通过提
出反对和质询以及偶尔的发怒，将集体反抗的习惯保持下来，
并且有可能迟早逐渐扩大为真正的全国代表制（这实质上就
是英国议会的历史），那么这个民族就有处在这种情况下和这
样构成起来的社会所能有的最有利的发展前途。
在那些不绝对地使一国人民不适于代议制政体，却严重
地使他们不能得到这种政体的充分好处的倾向中，有一个倾
向值得特别注意。存在有两种性格，它们本质上很不相同，但
它们有某种共同点，由于这种共同点，它们在影响个人和民
族的努力方面常常一致。其一是希望对别人行使权力；另一
是不喜欢别人对自己行使权力。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