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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甚至是无害的知足的情况，我们就会
看到，只有当他们的漠不关心仅仅是对改善外部环境而言，而
且努力在求取精神价值上的永久进步，或至少有裨益他人的
无私热情时，知足的情况才赢得我们的赞许。一个毫无抱负，
不想使任何别人幸福，不想促进自己国家或邻人的福利，或
是改进自己精神上的美德的知足的人，或是知足的家庭，既
不会引起我们的赞美，也不会得到我们的赞同。我们理所当
然地把这种知足归于单纯的懦弱和无志气。我们所赞同的满
足，是在没有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情况下愉快地工作的能力，
是对不同的想望对象的相对价值作出的正确评价，以及当二
者不可得兼时舍小取大的意愿。然而这些对积极从事改进自
己或他人命运的人说来是自然具有的优点。不断地对照着困
难衡量自己能力的人，懂得什么困难是他所不能克服的，懂
得什么困难他虽然可能克服但是得不偿失。其全部思想和活
动为实际可行而且有益的事业所需要并习惯地将它们运用于
这种事业的人，就是比所有其他的人最少可能让自己的思想
在不值得得到或是对他来说不值得得到的东西上滋长不满情
绪的人。因此，积极的、自助的性格不仅是本质上最好的，而
且是最有可能得到相反的性格中一切真正好的或可想望的东
西。
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奋斗的、进取的性格，只是由于它通
常把精力消耗在极为次要的对象上而受到批评指责。本质上
它是人类普遍进步的最好希望的基础。人们敏锐地观察到，每
当事情发生差错时，法国人的习惯冲动是说“不要着急”，英
国人则说“多么丢脸”。当事情出错而认为是丢脸——急忙作
出结论说坏事本来能够并应当避免的人，归根到底是为了使
世界变得更好尽最大努力的人。如果愿望摆得较低，不超出
物质享受和夸示财富，则精力发挥的直接结果将不外是把人
力不断用于物质对象。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为智力上和社
会上的最大成就创造机会和准备好机械设备。有了旺盛的精
力，有人将应用它，并越来越多地用来不仅仅完善外部环境，
而且也用来完善人的内在本性。不活动、无志向、无愿望，对
改进说来是比用错精力更为致命的障碍。当这种情况存在于
群众中时，少数强有力的人的极可怕的错误领导才成为可能。
使人类大多数人停留在野蛮或半野蛮状态的主要就是这种情
况。原来，不容怀疑的是，消极被动的性格类型是独夫的统
治或少数几个人的统治所喜爱的，而积极自助的性格类型则
是多数人的统治所喜爱的。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们需要的是被
统治者的默从而不是除了他们所能强迫去做的以外的任何活
动。服从命令是一切政府对完全不参加政府的人们当做自然
法则谆谆教诲的。上级的意志，以及作为上级意志的法律，是
必须服从的。但在其余行动中具有意志或气魄或内心活动的
动力的人们，决不是统治者手中单纯工具或材料。在他们显
示这些特质时，不是得到专制君主的鼓励，而是必须为之求
得专制君主的宽恕。即使当不负责任的统治者尚未足够意识
到来自臣民的精神活动的危险想要加以压制时，统治者的地
位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人们的努力因它本身的显然软弱无力
而受到限制比任何积极的阻碍对它的限制更大。在服从他人
意志和自助及自治的美德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对立。对立的
程度视束缚大小而定。统治者们控制其臣民的自由机构的程
度，或代之以替臣民管理其事务的程度各有不同。但这种不
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原则上的不同；最好的专制君主
往往趋于将其臣民的自由机构束缚起来的极端。坏的专制君
主，当他的个人纵欲得到满足的时候，有时可能愿意让人民
自行其事；不过好的专制君主坚持为臣民做好事，使臣民按
照比他们自己所知道的更好的方式各尽其职。将法国制造业
一切主要部门限制在固定工序的规则就是伟大的科贝尔作
出的。
如果个人感到他自己除自然法则或他参与规定的社会授
权外不受任何其他的外部限制，而且如果他认为这种授权是
错误的，他可以公开表示异议，并积极努力谋取将它改变，在
这种地方人的能力的状态是很不同的。当然，在一个多少是
得人心的政府下，即使是不享有充分公民权的人也可行使这
种自由。但是当任何一个人都立足于平等的基础上，不须感
到他的成功有赖于他在自己并非其中之一的一群人的感情和
品质上所能造成的印象时，这对他的自助和自己依靠自己来
说，就是一种巨大的格外鼓励。被排除在政体之外，不得不
从门外向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恳求，而不是到里面去进行商谈，
对个人来说是很令人沮丧的，对一个阶级来说是尤其会感到
沮丧的。自由对性格的最大鼓舞效果，只有当受到影响的人
成为，或者指望着成为和别人一样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时才
能得到。甚至比这个感情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从有时要求公民
在一段时间内轮流行使某种社会职务所能得到的性格上的实
际锻炼。人们未充分考虑到，在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无论
是对他们的想法或是对他们的感情所给予的伟大感是多么少
呵。他们做的是日常工作；他们的劳动不是出于热爱，而是
出于最基本的个人利益即满足每天的需要；无论是所作的事，
或是做这事的方法，都不会把他们的精神引导到超出个人以
外的思想或感情；若是能得到有教益的书，也没有促使他去
读的因素；并且在多数情形下个人接触不到在教养上超过自
己的人。给他们一些有益公众的事情做，就多少可以弥补所
有这些缺陷。如果情况允许分派给他相当多的公共义务，就
会使他成为有教养的人。尽管古代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存
在着缺点，但是古雅典的陪审员和公民会议的实践将普通雅
典公民的智力水平提高到远远超过古代或现代任何其他群众
曾有过的事例。这一点的证据在我们伟大的希腊历史家的记
载中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只要看看他们的伟大演说家们认
为最适于有效地影响他们的理解力和意志的那些杰出的演说
就够了。中等阶级较低阶层的英国人，由于他们负有担任陪
审员和教区职务的责任，于是产生了性质与此相同的好处，尽
管在程度上远逊于古雅典人。这种好处虽然不能和每个雅典
公民从雅典的民主制度得到的公共教育相比，享受这种好处
的人不那么多，也不是那样连续不断，也不引导他们达到那
么多样性的高尚想法，但仍然使他们在思想的广度和能力的
发展上变成同那些一生中只是拿笔杆子或站柜台售货的人们
完全不同的人。更为有益的是普通公民参加公共职务（即使
这种情况不多）所得到的道德方面的教育。当从事这种工作
时，要求他衡量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遇有相冲突的权利要
求，应以和他个人偏爱不同的原则为指导；到处适用以共同
福利为其存在理由的原则和准则；并且他常看到在同一工作
中和他共事的人们比他更熟悉这些观念和实际运用，他们的
研究将帮助他明白道理，并鼓舞他对普遍利益的感情。使他
感到自己是公众的一分子，凡是为公众的利益的事情也是为
了他的利益。没有这种培养公共精神的学校，几乎就不会感
到，不处在显赫社会地位的普通人，除了遵守法律和服从政
府以外，还对社会负有义务。不会有和公众同一化的无私的
感情。每种思想或感情，无论是关于利益还是关于责任，都
被吸收到个人和家庭之中。个人从不想到任何集体的利益，不
想到和别人共同寻求的任何目的，而只是和别人竞争，并在
某种程度上以邻为壑。邻人既不是同盟者或同事，因为他从
来没有为共同利益从事任何共同事业，所以只是一个敌手。因
此甚至私人道德也受损害，而公共道德实际上已不存在。假
若这就是普遍和唯一可能的事态的话，立法者或道德家的最
大愿望也就只能是使社会中大多数人成为一群无害地并排在
一起啃着青草的羊罢了。
经过上述各种考虑，显然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
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任何参加，即使是参加最
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