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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后三天每日上午到歌乐山去讲道。5月5日起在沙坪坝重庆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讲道六天。11日乘汽车回重庆。自12日到19日在城内戴家巷和九块桥两处讲道八天。22日乘飞机往贵阳。本预备在那里留一个星期，但因为每周一次的客运班机一再停飞，所以在贵阳共住了22天。6月11日乘邮车北行，15日上午2时15分到了重庆。19日至29日在重庆南岸仁济医院讲道十一天。7月1日乘飞机往昆明。自3日到21日在武成路和金碧路两处礼拜堂讲道十八天。23日乘飞机离昆明回重庆，路上遇见最恶劣的气侯。25日起又在仁济医院讲道四天。30日晨离重庆乘飞机往上海，晨7时55分起飞，下午3时50分到达上海。后又因为等候购买飞机票，停留18天之久。8月1日至10日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十天，每日晚间一次。3日至7日每日下午在守真堂讲道。18日晨离沪北飞，下午回到北京。这次赴西南本打算勾留两个月，不料因为交通不便，西南方的呼声又多而且迫，竟在川、云、贵、三省停留了134天，连停留在上海的时日在内，离北京共5个月零1天。这是1926年以后第一次在外面停留这样长久，也是二十几年来最远的一次旅行。回到北京，正逢姐姐患肠胃病，23日以后母亲也患了病。母亲的痛渐渐痊愈，姐姐却在9月1日因病重逝世。母亲因为老年丧女，心中异常悲痛，加以年高体弱，不能离开我，因此，我便暂不能远出工作，只留在北京，除了工作以外便照应服侍母亲。
1947年因为需要照应母亲的缘故，远处一切的约请都一一推却了。只有两次到天津工作：第一次是2月1日至9日，在圣会所讲道；第二次是4月21日至5月2日在仓门口教会讲道十二天。北京的春季布道会和夏季讲道会都照常聚会。10月18日晚11时50分母亲年迈体衰逝世。我在那年冬季写了一篇「追念母亲」，在灵食季刊里发表。
1948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於2月17日往天津，在圣会所讲道十天。5月4日应西安十四个教会的邀请，离北京乘飞机往西安，自5日起在西安为全城信徒开会十五天。22日飞回北京。6月12日又乘飞机往南京，自13日起在慈悲社灵恩堂讲道八天。自23日起到29日每日上午在黄泥岗，晚间在城中会堂讲道。30日到7月4日在镇江大西路礼拜堂讲道。5日返南京，6日往芜湖，在南京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工作六天。13日离芜湖，过南京，往上海，到江湾，在基督徒学生夏令短期圣经班中讲道十二天。29日由上海乘飞机北返。8月1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半月。26日晨12时13分在主内相交23年半之久的潘老太太因病逝世，我被邀往入殓、发丧、与下葬三次聚会中讲道。这位敬虔的老年人不但与我已往的工作有着很深的关系，而且在我的心灵和人生中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话用在这位老人身上正合适。1948年全年外出共有两个半月。这一年北京的工作特别忙碌，聚会的人数也空前的众多。到12月间城郊发生战事的时候，人们的心中更是惊恐不安，需要坚固和安慰。从那时候到今日不但少有机会外出工作，这里圣徒各方面的需要也实在使我暂时不能多离开北京。
历年来我到各地教会去讲道，有一件很困难的事，那就是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我的时间却很有限。每年出版四册灵食季刊，大部份的稿子是在各地工作的时候抽暇写的，可是出版的期间我总要设法赶回北京，以便自己照料排版校对。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工作虽然有几位同工分担，可是我总不能离开太久。有这两种关系，我每年出外的时期平均也不过只能有半年。假使在一处讲道七八天，加上旅行的时间，一个月也不过只能到三个地方，六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个地方。可是在七七事变以前所接到邀请讲道的信，每年平均有七八十封。那就是说每四处约会中只能允诺一处。有许多人以为我去的地方是按着邀请约次序，如同医院诊视病人照着挂号约次序一样。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什么地方来信，当时能去，便允诺，不能去，便推辞，一概不预先挂号。缘故是各处教会的情形常有改变。今年这个教会亟需要邀我去讲道，也许明年不再有这种需要。也有的时候某甲在某处教会负责，十分欢迎我去，但过了一年两年换了某乙在那里负责，他根本是一个反对我的人，当然不欢迎我去了。又有时一处教会春季希望我去领会，但到了冬季竟改换了一种情形，不适於聚会。如果我给他们依着次序挂上号，到了我有时间能去的时候再给他们去信，那不是使人作难么？到那时请我去开会呢，他们不需要、不适宜、或是根本不愿意；如果不请我去呢，他们又早已请定了我，难於回答我说不要我去。在这种情形中，不但令人作难，甚至逼得人说谎。这就如同有人约我吃饭一样：主人说，「如果你现在不能来，以后什么时候能来就请给我一个信。」我如果当时不能去，绝不允诺他这种请求。如果我在三个月以后给他一封信，说我某日可以去他家吃饭，正好他家中不便於请客吃饭，我的信不但使他作难，也使我成为一个讨人厌的人了。曾有一处教会多次写信邀我去，总得不着机会，后来他们听见我到了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拍了一封电报给我，又派了两个代表来邀我。但那时工作都已经定妥，实在没有方法分身。他们两个人当面恳切请求我在以后安排行程的时候把他们放在里面，并且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他们适宜。我因为多次推却他们的邀请，早已心中不忍，这次他们又这样迫切请求，便破例允诺了他们。谁想到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去信的时候，他们竟给我回信说，那里方才聚完了会，不需要再聚会。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我就再也不破例给任何教会以优待。他们来信的时候，我能去就答应去，不能去就作罢。有些地方的教会不明白这种情形，他们以为来过一次信就算挂上了号。他们并没有好好看一看我的信上面的话。及至等了多时，看见我去了许多地方，竟没有到他们那里去，便对我发生误会，甚至发出怨言来。有些教会来信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再得不着允诺，过些日子再来信。他们既然这样迫切恳挚，迟早会遇见一个机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地方我屡次去，也有些地方虽然给我来过信，但始终没有去过。不知道详情的人也许以为我待那个教会薄，待那个教会厚。其实我的心是愿意帮助各处的信徒，但我不应当忘记我所站的地位：在我自己的家中我是主人，但到了别人的家中我是成了客人。作客人的若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不但失了圣徒的体统，甚至还不如世上一个有见识的人。我怎能作这种愚事呢？
或者有人问我在这二十几年间到各地工作一共有多少人归向了基督，接受了救恩？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因为我在各处讲道只是将神的话传给听众，以后让神的灵藉着祂的话在人心中作祂自己的工作。我总不统计一次聚会以后有多少人信主得救，我也无法统计。因为外面有表示均不一定都是真悔改信主的，真悔改信主的又未必都在外面作什么表示。虽然有时我也给听众一个机会，使凡愿意悔改信主的站起来，或在会毕后留下，但我不能说那些人都是真实悔改信主得了救的。我所经验的事实告诉我，那些站起来或会毕留下的人中有一些根本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是看见别人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看见别人留下，他又留下。又有一些人不过是听了道觉得很好，愿意追求，根本还谈不到悔改信主。还有一些糊涂热心的信徒，每次在听道以后听见讲道的人招呼人举手，他们便举手，招呼人站起来，他们便站起来，请人到台前来祷告认罪，他们便到台前祷告认罪，请人在会后留下，他们也就留下。讲一次道，他们便认一次罪；开一次会，他们便信一次主；传一次福音，他们便得一次救。他们的罪似乎永远认不清，他们得救的问题似乎永远解决不了，实际是他们听道始终没有听明白。此外还有一些人表示悔改信主乃是另有希图：或是希望讨信主的上司和主人的欢心，或是希望从教会得周济，或是希图与信主的异性人结婚，或是希图在教会里出出风头。如果你把以上的这几种人都算在悔改信主得了救的人里面，岂不成为大笑话了么？可是有许多传道的人就把这些人统统算为得救的人，因此他们就报告说，在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