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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上所穿污秽的衣服，而且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神接着也就这样作了。撒但再不能攻击约书亚了。
大祭司约书亚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当我回想我蒙神拯救、蒙神选召的经过的时候，便觉得这个名词「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用在我身上也正合适。我也是神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已经与其他的柴一同放在火里了，神却行了奇事，把这根柴从火中抽出来，使他没有和其他的柴一同化为灰烬。这是神奇妙的作为，这也是我极大的幸福！柴没有知觉，我却有知觉，我想到我所得的福分，真不能不欢欣雀跃；我想到神奇妙的作为，又不能不感激涕零。我不敢埋没神的恩惠和荣耀，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的出身是十分寒微的。大约很少有人像我的身世那样可怜。我不知道我的原籍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我的祖父叫什么名字，作什么事业；我更不知道我原籍的家中还有没有什么人。因为父亲早去了世，母亲向来不问这些事。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名叫王子厚，他在壮年的时候来到北京，在美以美会所办的同仁医院中服务。那时西医才来到中国不久，除了西国的医士以外，中国根本没有西医，更没有医学校。我的父亲与另外两位先生就在西国医士手下连帮忙带学习，渐渐就作了教会医院中的中国医士。父亲在三十多岁才同母亲结婚。结婚以后生了我的长姊，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只有三岁左右便生病去了世。再后生了一个男孩，没有活多少时候也死了。母亲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男孩，因为难产死在母腹中。我是母亲所生的第五个孩子。母亲姓李，名文义，十几岁的时候便在北京伦敦会所立的女学校读书，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了。
主后一千九百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极可痛、极可耻的事变。那年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慈禧太后因为听信一些无知的官吏的话，奖励义和团，仇杀外国人和基督徒，惹起一场大祸，结果联军入京，两宫西狩。次年七月，清政府与各国联军订立辛丑和约十二款。当乱事正炽的时候，全城的外国人都避入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北京各教会的信徒也随同逃到那里。父亲母亲带 着他们的女儿－－我的长姊－－也和大家一同到那里避难。当时清兵与义和团包围使馆界，用枪炮向界内攻击。父亲有一次登上梯子，从墙上往外看视，下来以后告诉母亲说外面的义和团与官兵的数目极多，早晚会攻进使馆来，那时里面的人说不定要遭遇什么痛苦残杀，与其被人戕害，不如早日自尽。过了不久，有人通知母亲说，父亲在肃王府花园内自缢。母亲急忙走到那里，看见父亲的尸身趴在地上，颈上有一条印子，当时就草草将他埋葬在那里。那时我还未曾生出来。母亲和父亲结婚六七年便居了孀，那时她只有一个几岁的女孩，和一个尚未落生的胎儿。
195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一书中，北京美以美会汇文书院教习鹿完天先生亲笔所记「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一篇里，有关於父亲去世的两段记载：
『一点钟，角声又起。四面枪炮环攻甚急，约有两点钟之久，人不见面，枪火如电，两军赖之。四点钟，仆与同仁医院掌院曹君咏归对谈时，伦敦会教友，帮办同仁医院事务王子厚先生过内宫门向仆而言曰，「事急矣，我辈必死於今日矣，奈何！奈何！」仆与曹君正式对曰，「汝独不信天主乎？圣经曰：『杀尔身体，不能杀尔灵魂。』汝独忘之乎？且汝发此言，不但扰乱汝之神明，且适以煽惑他人之心。今而后尔其慎之，勿多言。」伊垂头丧气而走。』
「五点钟，忽报王子厚在西花园花神庙自缢殒命矣。仆亲谒往视，见伊立正垂手舌出口外，悬於门楣。即命人扶之而下，身已僵矣。遂送信与伊之家属，并医院掌阮曹君，同来看视。即时於该处掩埋。呜呼！王君子厚，精明强干，年富力强，今忽致此，是果天命，抑以人意乎？未可知也。此二十六日之大概情形也。」（本书《五十年来》是1950年9月初版的。1951年从「义和团」第二册第404及405两面中发现了这两段记载，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情形和日期，这次再版时特将这两段加入。鹿君在这段中所说的日期是阴历五月二十六日，阳历是六月二十二日。
父亲死后不久，战事的情形日见严重，避难的人们已经由御河东面撤退到河西。阴历六月二十九日（阳历七月二十五日）母亲在避难的地方生了我。那时没有地方去请接生的人，给我接生的是我的外祖母。她看见我生下来是一个肥大的男孩，十分欢喜，当时她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铁儿」。我年幼的时候大家便叫我「铁儿」、 「铁子」。我从前并不十分喜爱这个乳名，但及至我蒙召为神作工以后，读到神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便开始了解这个乳名的伟大。我觉得我的外祖母给我起这个名字实在有神的美意。我落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一个月零三天。我生下来便是孤儿。我不但没有见过父亲，就连父亲的像片也没见过，因为那时候的人本来就很少照像，仅有的几张像片在乱事中也都遗失了。幼年丧父的孩子多是境遇艰苦，生下来就成孤儿的孩子当然更苦。但感谢神，我那时的苦正好给我造成今日的幸福与快乐。生活在艰苦中并不是不幸，生活在优良的境遇中有时正是最大的不幸呢！
乱事平定以后，避难的人都从东交民巷出来。有些人回到自己的家里，还有些人已经无家可归。父亲在世的日子是在同仁医院服务，也住在医院里。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当然不能再回到医院，需要另觅居所。当时租到东城乾鱼胡同一所小房栖身。（这条胡同后来改名为甘雨胡同）。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虽然幼年在伦敦会的女校中读过几年书，但没有作事的能力，同时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和一个吃奶的男孩，当然更不能作什么事。幸好不久从教会方面领到清政府所发几百两银子的赔偿金，使用这笔钱维持生活。过了几年，因为我们的房主年终急等用钱，向母亲声明，打算把这所小房出卖，如果母亲不买，他使卖给别人。母亲因为手中还有一些钱，便把房子买下。当时这所房子只有南房五间，北房两间，还有北面四间棚子，是冬天养花用的，没有窗子和门，也没有隔断，只是有灰顶而已。又过了几年，母亲手中的钱越用越少，便把外院两间北房和两间南房出租，可以得一点租金，补助家中生活的钱用。这时候家中的生活逐渐艰苦起来。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每日吃玉米面或其他粗粮度日。母亲又最不喜欢作饭。因此我们时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饿极了的时候就在街上买几个烧饼充饥。母亲到年老的时候还常说，她宁可忍饥，也不愿意作饭。她又告诉我们说，我的二姐就是因为每日总不能按时吃饭饿得生了病而夭折的。可是母亲并不懒惰，她从早到晚总不肯闲坐片时。她喜欢洗衣服，喜欢作针线活，喜欢打扫屋子和院子，喜欢看报，惟一不喜欢作的事便是作饭。我在幼年的时候吃的饭本来不好，又不能按时候吃饱，当然身体会受到极大的亏损，屡次患病。所幸的是有几年外祖母和我们住在一处，时常替母亲照料我的饭食。母亲后来还对我说，你小的时候亏得外祖母常照应你，不然，恐怕也饿出毛病了呢！
四间房子的租金那时只有一圆几角钱，当然不够三口人的开支。过了几年，母亲接受别人的建议，把四间棚子加上隔断与门窗，成为四间小房子，也租出去，借此增加一些收入。过了几年，母亲又用手中余存的一点钱，在里院东面添盖了两间灰房，在外院西面添盖了一间灰房，也分租出去。这时全院的房子共有十四间，除了我们自己、和外祖母、姨母两家以外，院中尚有八家邻居。全院子的面积不过只有四分六厘大小，上面有十四间房，住了十家人，全院人口的总数常在三十名上下。收入的租金是增多了，但是困难也随着增加起来。我们常常遇到刁顽无理的邻舍，因为知道我们全家既没有势力，又没有成年的男子，便欺压我们，或是不交房租，或是聚众赌博，或是撒野骂街，或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