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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在6月27日离北京，经天津往沧县。次日同他作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我说，他确实知道我不但没有患精神病，而且是蒙了神的大恩。7月3日他嘱我在沧县城内礼拜堂讲一次道。那是我蒙召以后第一次在礼拜堂中讲道。那天的讲题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七月五日离沧县回到北京。七日的旅行，使我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得安慰，是因为我几年来敬重的良友承认我确是蒙了神的特恩；得勉励，是因为在沧县的那一次讲道实在感觉到神的同在、满有能力和权柄。这次的经验使我对神的选召和使命更加确信不疑了。
9月19日得陈子诰先生来信，大意说，夏天我那次在沧县讲一次道，很多人受了感动，现在沧县的中西同工都愿意邀我到沧县再作几天工。23日又来了一封信，仍是催我前去。我在祷告以后，接受了他的邀请，便在9月30日离京赴沧，先后在沧县、盐山县、和献县的乡间，作工三个多月。到了1月下旬，因为信仰，与教会的西国领袖发生冲突，便在1922年1月26日离开沧县，回到北京家中。这三个多月作工的经验使我知道神不但选召了我，而且赐给我恩赐和能力为祂作工。当时我揣想祂不久一定要交给我许多工作。不料神却把我关在家中，除了家中的琐事以外，什么事工都不给我作。这使我感到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我不明白神为什么选召了我却不使用我，我尤其不明白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最令我难堪的环境中。我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不能供养母亲，还要在家中吃母亲的饭，这实在是我不应当作、而且不忍作的事。我尽力想减轻母亲的担负，但我没有路可走。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藉着得奖金供给自己入学的费用。当我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伦敦会资助我读书。当我教书的时候，我可以藉着收入的薪金维持自己的生活。姐姐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可以维持她自己的生活。家中十来间房子出租所得的十几圆租金，就归母亲自己使用。母亲不但不要我们的钱，而且还拿她收入的房租给我们用。我们也尽力为母亲买些吃的东西或用的东西。我们母子三人都过着独立的生活，同时也都彼此相顾相爱。可是这时我却成了母亲和姐姐的重担。自然母亲和姐姐甘心给我饭吃，不过我却不能这样忍心长久累着她们。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只有在家中作各样劳苦的工作，服事母亲和姐姐，减轻她们一部份担子。因此我每天早晨起来洒扫院于和屋子，到街上去买菜回来烧饭，吃完饭，刷锅碗，洗衣服，补袜子。母亲看见我作这些事，心中实在不忍，便催我赶快去寻觅职业，增加家中的收入，好雇一个女仆来作这些家务。有时我软弱下来，想找一点事作，却找不着。有时别人来给我介绍职业，我又坚决不肯去就，只等候去作传道的工作。作这些家中的琐事日子一久，心中便不免烦躁起来。我怪罪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我似乎对神说，「从前我定志作政治家的时候，你一定召我去传道。如今我接受了你的呼召愿意去传道，你又使我整日作这些劳苦卑微的琐事。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难为我？」我向神讲理。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有时我苦痛得不愿意活下去。也有时我一面操作，一面生气，甚至把东西摔在地上。有一天我读出埃及记，看到摩西被神带领到米甸旷野、牧羊四十年的事迹，我忽然明白过来，知道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功课是从苦难卑微的事工里学出来的。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便死心塌地、殷勤忠心的去作这一切家中的琐事。扫地、擦桌、烧饭、刷碗、洗衣服、补袜子，我都尽心竭力的去作，而且要作得尽美尽善。我那时明白作这些琐事与传神的道是同样的重要，也有同样的价值。又知道如果这些琐事作不好，将来传道的工作也一定作不好。到了最后我竟学习到一种地步，认为如果神使我一生就作这种卑微的琐事，我也从心里说「阿们」。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岁决心顺服神要去传道的时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作了三四年劳苦的工作、被神完全征服了以后，我连作一个苦工头目的野心都没有了。感谢神，到了这个程度，祂才开始把祂的工作交给我。
1922年1月26日由沧县回到北京以后，那一年就一直困处在家中那间小棚子里，每日除了作这些家庭中的琐事以外，便抽些时间研读圣经。1923年的前半年仍是这样。1923年7月31日离北京，乘京汉路车到元氏县，下车转往我的一个学生的故里赞皇县城的内地会主领八天的聚会。14日会毕，经过元氏、正定两县，往行唐县，预备到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石天民家中去，不料19日到了行唐县城内就开始患病。休养了几天，越来越重，便在25日带病返京。到京以后病更转重，直到9月下旬才痊愈。以后仍继续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一直到年终。
1924年3月4日经人介绍，被邀偕同本城各教会约三十多位中西传道人赴南苑军队中布道六天。那是我第一次与各教会的中西传道人共处。所见所闻的事，实在令人疾首痛心。虽然那些传道人中也有很少数的几位给我的印象还算不错，可是大多数的人实在不配称为基督的仆人。六天布道的结果，据说有二十多人受洗。我从各方面观察，发现那些报名受洗的人中间，真诚悔改信主的实在是少得可怜。当他们大家热烈筹备要在11日举行施洗盛典的那一天清晨，我因为不忍目睹那一种可哭的情形，便乘进城的大汽车返城了。那几天工作的经过，使我更认识了中国教会的腐败、虚空、贫穷、可怜，也更激发了我为神作工的热诚。
6月3日离北京外出工作，先后在天津西董家庄、沧县、萧张镇等处讲道。7月2日离了萧张，经过德县往济南去，看望一位通信数月、彼此渴望见面的弟兄，在他那里住了十二天，双方都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勉励。7月15日由济南到天津工作数日。24日又赴沧县小住六天，31日回到北京。8月30日离北京赴德县，在公理会与伦敦会合开的教会领袖聚会中讲道。听见一个不信基督的传道人大讲混乱圣经真道、败坏听众信心的言论，心中激愤不安，经过长时间恳切的祷告以后，放胆在聚会中把他所讲的一切错误都一一指正出来，因此惹了那些与他同类的人的怒气，以致他们向我大肆辱骂和攻击。这是我公开与教会中的恶势力宣战的第一次。感谢神，祂率领我在基督里得了胜利。9月2日再到沧县工作十几天，18日回到北京。
这次从外面回来以后，仍然留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读经。正在这时候，家中外院住的一家邻舍迁走，空出两间房子来，我因为这时自己有一点收入，可以补助家中一些用度，便同母亲商议，把这两间房子让给我用。因为那些时候常有人到我这里来谈道查经，我本来住的一间棚子太狭少，不敷应用。母亲答应了我，便在10月4日从一间小棚子里迁到两间屋子里。从前在小棚子里住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常到我这里来查经，后来又有一位少年人参加。到这时候房子的容量加大，可以容纳较多的人，10月18日开始在新房子里聚会，便有三个人参加。25日的聚会有五个人参加，以后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到的人有时更多，有时较少。从12月24日起，又增加每星期三的查经会，第一次三个人参加，第二次六个人到会。我在北京传道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24年中也开始写几种小册子印刷分赠。那一年中出版约有四种：计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恶世中的呼声」、「基督徒与偶像」、「基督的十字架」都是六十四开本的。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1925年的春季，工作大大展开，这些事我要留在下一章里述说。这里我要述说一些1921至1924年间我在信仰上的转变。当我从保定被逐回到北京以后就到为我施浸的朱先生所在的那个聚会去。那个教会以前叫「信心会」，那时已经改名为「神的教会」。那里的领袖是一位挪威国的老人，是作工程的。那里聚会的人数，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位。他们没有礼拜堂，只是在那位老人的会客室中聚会。那位老人不会讲什么，每次聚会总是说，「我们要遵守祂的诫命，不离开罪不能见主，人不圣洁不能得救。」这位老年人像其他五旬节派的传道人一样的主张不说方言便是没有受圣灵。他也主张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他却接受新西兰一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