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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为什么要去死，明朝为什么会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见解不一。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崇祯死时，心里充溢着对帝国诸臣的怨怒，他至死也不原谅自己的属下。他认为是那帮只拿钱不干事甚至坏事的文官们导致亡国。他的死，可视为殉国刚烈之举，又何尝不可以视为对众臣的极度失望而走上绝路，以死来反衬诸臣的猥琐卑劣。历代王朝，都有兴亡的过程，但国之将亡，君臣关系恶劣到崇祯朝这个地步，真是少见。
没一个文臣闻钟勤王，陪崇祯帝殉国的是一个太监，这是一种巧合，和明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基本格局有如暗契：皇帝和文臣彼此依靠而猜忌，皇帝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私人奴仆太监。
崇祯临死前还那样痛恨诸臣，有其个人性格原因，如刚愎自负、刻薄猜忌，但也至少能说明诸臣确有可恨之处。尽管崇祯自道的“朕非亡国之君”是推脱责任，但“臣乃亡国之臣”则不假。《明史》说崇祯帝“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也非过誉之词，这样一位自我要求严格的皇帝做了亡国之君，不但他自己想不通，后世许多人也想不通。
满清皇帝曾于顺治十四年谕示工部：“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据说顺治帝曾经亲自去祭崇祯的陵墓，并失声泣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见李清《三垣笔记》）顺治此番作为，当然有安抚明朝遗民的人心之政治考量，但至少连昔日的敌手，也不承认崇祯是个混蛋皇帝应该亡国，而是对他予以理解之同情。
就是这样一个勤政的皇帝，和手下的臣子一起把帝国送上了末路，那么一定有很值得探讨的价值。
当我回顾明朝万历帝登基（1573年）到崇祯帝殉国（1644年）七十一年的历史，觉得有许多想不通的现象：一方面人才辈出，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涌现了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顾宪成、高攀龙、汤显祖、王世贞、李贽、袁宏道三兄弟、徐光启、宋应星、袁崇焕、刘宗周、黄宗羲等一大批士林精英，另一方面在危机当前，无人可用，朝廷被一帮城狐社鼠盘踞着。一方面江南等地莺歌燕舞，一派繁华景象，民间经济异常活跃；而另一方面西北农民因饥寒交迫揭竿而起，朝廷财政近于崩溃，无财力应付内忧外患。
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2）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表面上，明亡于诸病齐发的绝症。和满清的外战一败再败，辽东几乎全部沦为敌手；国内因为苛政而驱民为贼，越剿越多，流寇纵横全国；朝廷内诸臣各立门户，损公济私。这些急性病和慢性病、外伤和内疾一起发作，纵使华佗再世，也难妙手回春。诚如《明史》所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溃烂而莫可救”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在世，也难力挽狂澜。
明之亡，有崇祯个人的原因，如性格猜忌苛刻，求治心太切，也有君臣否隔，满朝贪官、昏官太多的因素，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造成皇帝和文官集团彼此怨恨的根本原因，则是从唐以后，支撑中华帝国这间老房子的士人政治，其整体制度一步步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制度不改革，几乎无路可走，无论怎样的皇帝，都没办法起死回生。理解这点，我们或许能解开明末的许多疑点：为什么监察制度那样严密而明末的官吏贪腐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崇祯帝诛杀魏忠贤坐稳龙椅后，对太监乱政有足够的警惕，但最后又不得不依靠太监而疏离文臣。
抱着对明亡的种种思考，我尽量用简约的文字，将1573年至1644年这段晚明历史中一个个事关国家兴亡的故事和人物写出来，希望读者能比较轻松地读完这些文字后，对一个帝国从中兴到覆亡之路有个基本的了解，也能在读故事之余，对中国的王朝兴亡以及传统政治的困境有所思索。
但愿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诚恳地希望方家指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上所发生天崩地解的变化。读史并思考历史，不仅仅是无聊而为之的事情。作为唯一文明史没有中断、几千年使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历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富矿，值得珍惜和挖掘。
第一章 张居正的中兴
明帝国从万历元年（1573）到崇祯帝上吊的崇祯十七年（1644），短短的七十一年里，明朝从霞光满天的中兴，很快就走向了天崩地裂的覆亡。
由张居正主政而带来大明朝十年的黄金时期，开启于一场残酷的宫廷权力斗争。
张居正变法，这场后世看上去很美的历史事件，而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充满着密室阴谋、排斥异己、陷害政敌等等种种丑恶的东西，这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面目。因为在皇权政治的权力场中，道德是很苍白的，玩弄权术、掌握权力是一个政治家必修的功课，不如此所有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只能是空中楼阁。
要以不光明的、甚至厚黑的手段，去建立光明的、伟大的事业，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宿命，他们无可选择。
一个政治家要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多么的不容易。一般他要经过过关斩将、淘汰率极高的三级跳：府试加院试取得生员资格；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再赴公车通过会试和殿试取得进士资格，这才算是“释褐”，脱掉平民的衣服换上官袍，开始在波涛汹涌、暗礁密布的宦海中沉浮，时时都可能触礁翻船，时时都可能被鲨鱼吃掉。熬到最后能够进入高层的，那都是些在官场这个八卦炉里修炼到极高段位的牛人。他们要学会等待、忍耐，学会伪装、掩饰，学会合纵连横，拉一派打一派；学会伺机出击，一剑封喉。
高拱是这样的高手。
张居正更是这样的高手。
两位铁腕宰相的PK（1）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史》说他“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属于那种牛皮烘烘的人，做他的同僚或下属，基本上会觉得不太舒服。他是张居正的前辈，曾经他做国子监祭酒时（最高学府的校长，正四品），张居正在他手下做司业，隆庆帝还是裕王时，两人都是裕王府邸的讲官。应当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说他“勇敢任事，豪杰自许”，和高拱一样属于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而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然而他“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这点高拱所不能及，高手过招，一点差别就会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落败就在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他自小便以神童著称，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此后在翰林院等地方坐了近二十年的冷板凳。直到嘉靖宾天，隆庆即位，为隆庆即位前充当过讲官的高拱、张居正等藩邸旧人，全部成为淮南鸡犬，跟着主人扶摇直上，进入权力核心层。顺理成章入阁，但高拱因资历排名在前面，是内阁首辅。
隆庆六年即1572年五月，正当盛年的隆庆帝一病不起，遽然崩架。继位的万历帝只是个虚岁十岁的小孩，先帝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旧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受先帝顾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担负极大的责任。据有些史料记载，当时忝列三位大臣之后身受顾命的，还有从小照顾万历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但这一说法，很多史家怀疑，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合计弄出来的伪诏，尤其是当时的首辅高拱，认为国朝无内官顾命的先例，他和冯保早有过节。文渊阁大学士高仪，性格仁厚而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秉承的是明哲保身之术。
如此局势很明朗，内阁中两大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好似火星碰地球，都是要自己说了算，不甘为人下的主，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