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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一个净化信仰的运动，要求人们戒绝赌博、斗鸡、饮酒、抽烟、吸
鸦片的恶习，恪守伊斯兰教的礼仪制度和道德规范。巴德利运动是在荷
兰殖民者侵略扩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矛头直指荷兰殖民者；所
以巴德利运动遭到荷兰殖民者的残酷镇压①。
19世纪80年代，苏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马赫迪起义。马赫迪起义既
是一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战争，又是一场习俗变革运动。马赫迪
教义同瓦哈比派的主张如出一辙。马赫迪起义的领导者是穆罕默德·艾
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他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严格遵循《古
兰经》教义，洁身苦修。艾哈迈德先拜苏菲派教长为师。但是，这位教
长并不遵循圣训教规，生活上贪图享受，爱慕虚荣，使艾哈迈德深感失
望。当教长的儿子行割礼时，教长竟然大宴宾客，欢歌狂舞。为此艾哈
迈德当面进行规劝，结果触怒了教长，被撵出苏菲派教门。艾哈迈德决
心复兴、纯洁伊斯兰教义，革除各种社会恶习和弊病，“我对我的宗教、
我的民族负有责任，我应该净化我的宗教，拯救我的民族。”艾哈迈德
提倡禁欲主义，反对奢侈腐化。为了打破贫富差别，他规定了统一服装。
艾哈迈德参照伊斯兰教法，提出一系列的规定、戒律、禁忌，以此规范
信徒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主要内容包括：禁止偷盗、饮酒、吸烟，
违者分别处以断手、100鞭或80鞭的惩罚；实行共产制，一切财富归公
共金库，统一分配，禁止举行婚礼、葬礼，禁止蓄长发、痛哭死者和用
草书写信，除战时外，不得骑马，一律步行等等。此外，还要求信徒规
避三种“邪恶”（忌妒、傲慢、疏忽礼拜），遵守两大美德（贫困、圣
战）。另有十戒，主要是针对妇女的，诸如披带面纱、不上坟祭奠死者、
不索要大量聘礼等。
（2）现代主义者的维新改革运动
与传统主义者不同的是，现代主义者主张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
潮流。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要被消除，穆斯林的社会生活
日益世俗化、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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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伊斯兰世界产生了维新改革思潮。就社会实质而言，这
类思潮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当时有两条道路可供改革者选
择：一条是全面、彻底地批判传统文化，从根基上摧毁它，在衣食住行、
婚丧娱乐方面全盘西方化，但此路障碍重重，凶多吉少；一条是从内部
去修正传统文化 （包括习俗文化），把它改造得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赶上世界潮流。这是一条较有希望、风险较小的道路。伊斯兰世界的开
明官僚及仁人志士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1791年，奥斯曼帝国素丹赛里木三世（1789—1807年在位）召集军
事、政治、宗教界要员22人，征询帝国衰落原因，并商讨对策，决定成
立一个改革委员会负责改革事宜，以挽救帝国的危机。但是改革遭到近
卫军团、大封建主和伊斯兰教上层人士的强烈反对，大批改革派人士被
杀。1807年赛里木三世退位。麦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继位
以后，削弱顽固派的势力，把赛里木三世的改革推向深入，从而为以后
更大规模的“坦齐马特改革”奠定了基础。
1839年，素丹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颁布敕
令，宣布全面改革，开始了土耳其延续37年之久的改革时期，直到1876
年宣布立宪为止。改革一词在土耳其语中叫坦齐马特，根据敕令进行的
改革，称之为“坦齐马特改革”。当时，一些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通过
各种渠道接触并了解了西方文明，意识到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及习俗文
化方面已远远落后于西方。1830年，海军司令访俄归来后说：“我比任
何时候更加相信，要是继续拖延效法欧洲，我们就只有退回到亚洲，别
无选择。”改革敕令即玫瑰园敕令的起草者雷希德首相曾担任过驻法和
驻英大使，对法国、英国的习俗变革深有感触，因此他把移风易俗列为
改革的重要内容。敕令宣布：保障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尊严，“人
身安全是人最重要的天赋权利”，“如果没有财产安全，大家都会对政
府、国家的召唤漠然置之”；“公民安稳地掌握了各种财产，就会热心
于自己的事业，致力于扩大业务范围以求增加自己的利益”。这显然是
受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思想的影响。敕令指出，“在按圣法进行
公开审讯、作出公正判决之前”，不允许用毒药或其他方法秘密或公开
地处死任何人，也不允许损害任何人的荣誉。根据敕令，全国人民不分
宗教和种族，一律平等，在财产继承方面，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利。
过去，一个未婚女子一旦沾染上一星半点丑闻，就会立即被家人处死；
丈夫也有权利随意杀死一个有不忠实行为的妻子。改革提高了妇女的地
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政府还开办世俗
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发展世俗教育，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成立世俗法
院，将民事审判纳入世俗法院的职权范围，并且编篡一部民事基本法。
至此，刑法和民商法不再受伊斯兰教法的制约，但教法仍适用于穆斯林
臣民的婚姻。
坦齐马特改革有利于社会进步，革除了各种社会陋习，在国际上引
起了巨大反响。法国报刊认为玫瑰园敕令是土耳其土地上的“人权宣
言”，“和平而伟大的革命”，是西方文化的胜利。改革若能坚持到底，
“不可避免地要改革帝国的形势，奠定土耳其走上现代文明道路的基
石”。显然，这种发展前景是一些西方国家所不愿看见的。他们愿意土
耳其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充斥愚昧、无知和落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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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统治者提出警告：“不要为了建立一个不适合你们的习惯和生活方
式的制度，而破坏你们古老的制度，不要从欧洲文明引进不符合你们体
制的制度。因为西方制度依赖的原则不同于构成你们帝国基础的那些原
则。”
近现代埃及伊斯兰改革运动始于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9年在
位）时期。拿破仑对埃及的征服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使当地居民了
解到在伊斯兰世界之外还有个法兰西，“尽管它不信仰真主，生活却比
穆斯林好”，而且还掌握了不少穆斯林毫无所知的本领和工具。这就为
阿里改革做了思想准备。穆罕默德·阿里被誉为“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
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①，他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习俗
等各个方面。政府注重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民用工业和副产品加工
业，诸如轧棉、打包、碾米、磨面、靛青加工、鞣革、制帽、食糖、肥
皂、玻璃、造纸、制蜡、印刷等，改善了居民衣食住行的状况，提高了
生活质量。阿里不无得意地对法国领事说：“我改变了对外贸易关系。
过去埃及为了购买你们的呢绒和丝绸，向欧洲工厂支付了许多钱，如今
自己开办了工厂，这笔钱就留在埃及，不用付了。”阿里还发展世俗教
育，仿效西方设立寄宿学校，向学生发放少量津贴和衣服，并选派一些
有才华的人出国留学。1813—1847年，共有数百名留学生，分9批前往
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学习。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带来了西方习俗文
化，对埃及的移风易俗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留学
生一旦学会了西方语言，“就掌握了打开整个思想宝库的钥匙，在这个
宝库里有西方的思想及其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世俗的和其他爆发
性的观念”。以后，阿里的改革事业被他的继任者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1874年，埃及以法国法律为基础，颁布了一部埃及刑法典。不久，又成
立了独立于宗教法庭的世俗法庭。婚姻、家庭、继承权等仍受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