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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您贵姓？」李曼女士问说：「你要一张收条麽？」
「蔡小姐晓得我，我给她钱，因为她是个基督徒。」他说完就走了。李曼女士打开钱包一看，里面有三千一百块美元。饮食、药品和仆役都有了，债逐渐的还清了。那里有生命，那里就有盼望！．
第二十一章 仅仅一只猎犬
李曼女士打发我的老仆人小金和小苑去为我找能够医治好我的病的药。过了一年半，病状还是这样，大多数的时间我在昏迷中，因为在我骨里的热度不能降低。医生们当时的诊断说是这病状很复杂，也是疠病、赤痢及恶性疟疾。疟疾不能早发现的原因，是因病菌在骨里和在脑细胞里，而不是在血液里。痢疾和疟疾有许多种，我染有其中的几种，只有一种新的特效药可以退热，那就是：爱尔灵，我们怎样能得到这药呢，这又是一个神迹。
一天，曼特医生来检验我的病，他告诉李曼女士说：「除了蔡小姐，要是换了别人，我说在三天之内，她必定死。然而我不能确定，只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要想办法使她的热度降低。」李曼女士告诉他有一位中国的朋友黄先生，他关心我的情形，他看见一瓶由美国刚刚运到专治疟疾的一种新药，他曾告诉那位药主，请他将这瓶药不要卖。给我们一个机会买它。然而她不知黄先生的住址，又没有方法找到他。
医生走了之後，她忽然想到在她未进集中营以前，黄先生曾把他的住址给她带着，倘若将她遣送离境，为着安全起见，惟恐日本人找到了它，她把它分写在她的圣经里。她一找到它就打电话，请他将那瓶药买来拿给曼特医生。她又打电话给曼特医生，请他在家等黄先生来。当曼特医生正等着的时候，他的太太将杂志上的一篇述说疟疾之新特效药的文章给他看，他正在读的时候，黄先生也到了，证明就是这药——爱尔灵，也就是那篇文章所述说的。据我们所知道，在上海仅仅找到这一瓶。吃了爱尔灵以後，我的热度很快就降低，危险期一过去，知觉也恢复了，再一次离开了死荫的幽谷！虽然仅是我的身体好一点，但仍不能单独行走，也不能见光，除非神再赐下一个神迹，像这样的久病，要减轻点，一切都不是人力能以医得好的！
李曼女士怎样过这个时候，是另一个可歌可颂的忠贞之信心和坚强之盼望，因为她大部份的时间是花在床上。她住的阁搂，是在我的隔壁，屋里仅仅有一床铺，一个桌子和几把直的木椅，那时将改造的木箱临时搭成架子当作墙，把房间隔成两间，一间她自己用，一间做女仆的房间及储藏室。我们另有一只白波斯猫，它一直睡在她的旁边。在她床边有一个木箱改的桌于；上面放着一部电话、几个药瓶、和一个小电炉，打字机、注音符号圣经和人名簿放在床上，或是床底下，这样她可以不用下床就可以拿到它们。
从早晨到深夜，她一直的忙。我们的电器设备都坏了，电器匠每天带着他的学徒来修理，男仆人买菜回来，李曼女士同他核菜钱，计划做菜，又把米和油给他。施盛先生——难民牧师——非职业的木匠，常常来这里钉新木架子和木箱改的家具，楼下的住户和隔壁的邻舍，每天来同她谈谈他们的问题。注射器的消毒，协助医生，管理药品，安排每人不同的进食时间。又把忙碌的仆役们，一个一个的找来劝勉他们读圣经和祷告。注音符号的学生常和她在房里工作，此外她要负责听电话，这是她在屋里唯一为了呼唤人来用的。
当时这些事照常进行，经常来采访的人，如穿梭似的进进出出，他们围着坐，一个人或一群人，轮回的等候，每一人必被招待几分锺或几点锺，任他们拣选；在他们离开以前，她常同他们有个祷告。她的客人包括商民、难民、内地来的传道人、中国的老朋友、要她调解纠纷的邻舍，新来上海的和从中国各处来的教员和学生。她对他们都一律欢迎，一有机会，她就向他们解释注音符号的重要。到了晚上，她在写东西的时候，有些寂寞的外国人，想找朋友聊天，找错了电话号码，常常有电话来。她诚恳的在电话里回答他们说，神的儿子耶稣能满足寂寞人的心，因着这样，曾经使许多人接受了救主，後来加入了教会。
在我病中，六哥常来看我，他和他的全家一直很固执，拒绝接受救主，为了近来看我受的痛苦，他也有所感动。有一天，他没有告诉我，自动的召集全家的人，当这些人聚集在一块儿，都很奇怪的不知道他要说甚麽，他开始说：「我对你们宣告一件事，就是我多次的看见七妹，她如何的忍受她的痛苦，现在我可以看出有种力量支持她，这种力量仅能解释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决定相信神是一定有的，我熟读圣经，也清楚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告诉你们，我已经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他赦免我的罪，并愿意跟随弛。」
六哥从前曾撕破我的圣经，又逼迫过我，最後他也承认了我的主！结果我家大小一共有五十五个人作了神的儿女，并表示信靠耶稣。我没有进过大学，或是神学院，也不是圣经学校的教员，我只不过是神的「一只猎犬」。我单单的跟随着我主人的脚踪把他的猎获物，叼到我主人的脚前吧了。
第二十二章 由上海到乐园
当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间，有两位不信神的青年医生马太尔夫妇，住在黄沙家花园，我家的附近，他给我打针和治疗，他的医术很高明，人也非常和气，但我十分的亏欠他们。我感谢的说，在两年之後，圣诞节的晚上，马太太已公开的承认了主耶稣，她的丈夫後来受了她的影响也信了主。他们同许多朋友劝我们离开上海，因为她说我决不能在这疟疾的气候里得到痊愈。
你可以想像当时在我的头脑里有些问题好像海里的波涛一样起伏。我们怎能上下船上的跳板呢？我们这样虚弱的人，怎能绕着世界旅行半圈呢？我躺在安静和暗室之内病了这麽久，怎能再在光和声音之中呆呢？我日常所需用的东西，谁来拿给我呢？我曾经因病卧在家里十八年，忠实无知的乡下女仆，她服侍我非常的体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好像慈母般的看顾她的病孩子，突然间，要使我进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叫我怎能处理一切呢？我怎能忽然离开了我亲爱的朋友、医生、仆役，和我为着亿万不识字的同胞的注音符号工作呢？像这种种问题，在我的脑海裹不住地翻腾着
一天，我们想，搬到香港也许会好一点！第二天我们计划到小吕宋去；第三天我们决定仍旧住在上海；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又有别的想法！一天早晨，费乔治太太——早年在上海是一位极富感化力的传道士，她的话，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很大安慰。
「那麽你要对自己忧伤的心灵说：你的心灵应安息在主的管制里，不仅是一部，乃是完全的安息。」
有三个晚上主继续的对我说：「女儿，你的忠贞救了你，到平安之地去吧！」等到天亮了，我拿起电话告诉李曼女士，主吩咐我到美国去，我决定去了。
她回答说：「我已经向船公司申请留船位。可惜船位都已定满了，他们告诉我，已有三百人登记候位了。」然而三四个锺头之後，信差送来一封总统轮船公司的信告诉我们已在威尔逊总统号为我们留了一间房，船将於一个礼拜之内开航！到那天马尔太医生放下他的工作和两位朋友送我们上船，在甲板上，司格德博士和他的儿子，两人抬着我；另外五位朋友，和三个满脸泪痕的女仆陪着我们，他们连扶带抬，送我过跳板，又将我们安置在一个又安静又小的舱里。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我们乘着威尔逊总统号离开我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