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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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言以礼法长於人，可倚丈也。是夫者有传相之德而可倚丈，谓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辞。《丧服》曰“丈夫妇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时者，以此诗据幽王之时，而思古谓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亩”，以成王之时为今，则古又古於成王，是为太古也。案《礼记·郊特牲》与《士冠礼》皆曰：“太古冠布，齐则缁之。”下即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则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后之仰先皆为古矣。古有远近，其言无常，故《易》以文王为中古，《礼记》以神农为中古，各有所对，为古不同，则太古之名，亦无定限。此言太古古於成王则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尧、舜，大桀、小桀。轻之於尧、舜，大貉、小貉。则什一而税，尧、舜已然。”此论税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为唐、虞，於理虽通，但什一而税，三代皆然，据今成王所修，不必要本尧、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则此太古盖亦禹也。言丈夫税田，谓於丈夫而税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岁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则一成之数者，《司马法》计之而然也。《司马法》曰：“夫三为屋，屋三为井。”是九夫为井也。“井十为通，通十为成”，亦《司马法》文。《孟子》云：“请野九一而助”，谓九夫之内，与公助一夫，田有百亩，故知井税一夫，其田百亩。从此而累计之，故知通税千亩，成税万亩也。又解不言万亩，而称十千，意欲见其数从井、通起，故言十干，明从井税一夫为百亩，千是通之税，故云十干以见之，而不言万亩也。郑以为，税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为田亩者，以“十千”之文，连“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亩，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数，言上地穀亩一钟，明时和而收多，故税轻而用足也。《史记·河渠书》曰：“韩使水工郑国间说秦，凿泾水为渠，并於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渠成而用溉泻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彼泻卤之地，灌溉之功，亩收一钟，明太平阴阳和，风雨时，上地亩亦收一钟也。昭三年《左传》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则钟。”是钟容六斛四斗也。《汉书·食货志》曰：“一夫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硕半，为粟百五十硕。岁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张晏曰：“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硕，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硕。”自三百五十硕，自倍三百硕。彼谓中平之地，上孰亩六硕，故本太平之上孰，上地准关中，为亩一钟也。《孟子》言三代税法，其实皆什一。若井税一夫，是九税一矣。此诗之意，刺幽王赋重，当陈古税之轻，而言成税万亩，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据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贡有助，助者九夫而税一夫之田，贡者什一而贡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税二夫，是为什中税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广引经传而论之，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贡者，自治其所受田，贡其税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诸侯谓之彻者，通其率以什一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税一，国中什一。”是邦国亦异外内之法耳。是郑解通率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毕战问井田，孟子对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是郑所引异外内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是说助法，井别一夫以入公也。言别野人者，别野人之法，使与国中不同也。《尔雅》云：“郊外曰野。”则野人为郊外也。野人为郊外，则国中谓郊内也。郊内谓之国中者，以近国，故系国言之亦可，地在郊内，居在国中故也。助法既言百亩为公田，则使自赋者，明是自治其田，贡其税穀也。助则九而助一，贡则什一而贡一，通率为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为九中一。知什一自赋，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国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赋，是什一之中，使自赋之，明非什中一为赋也。故郑玄通其率，以什一为正。若什一自赋为什中赋一，则不得与九一通率为什一也。且郑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税一，国中什一”，不言国中什而税一，明是国中什一而贡一，故得通率为什一也。如郑之言，邦国亦异外内，则诸侯郊内贡、郊外助矣。而郑正言畿内用贡法，邦国用助法，以为诸侯皆助者，以诸侯郊内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国为助，对畿内之贡为异外内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内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当穀税。”又《尚书》，《郑志》说“贡篚”之义云：“凡所贡篚之物，皆以税物市之，随时物价，以当邦赋。”然畿外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税万亩，是畿外助法，则诗说天子之事，得云“岁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为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则广举天下之田。若贡之天子，自可随其所须，变为货物，皆是税穀市之，亦得为天子所取也。史传说助、贡之法，唯《孟子》为明。郑据其言，以什十而彻，为通外内之率，理则然矣。而《食货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馀二十亩为庐舍。”其言取《孟子》为说，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赵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说《乐纬》，咸以为然，皆义异於郑，理不可通。何则？言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则中央百亩共为公田，不得家取十亩也。又言八家皆私百亩，则百亩皆属公矣，何得复以二十亩为庐舍也？言同养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亩自治之也？若家取十亩，各自治之，安得谓之同养也？若二十亩为庐舍，则家别二亩半，亦入私矣，则家别私有百二亩半，何得为八家皆私百亩也？此皆诸儒之谬。郑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税一。”此笺云：“井税一夫，其田百亩。”是郑意无家别公田十亩及二亩半为庐舍之事。俗以郑说同於诸儒，是又失郑旨矣。此井税一夫，是为定法，而《禹贡》注“上上出九夫税，下下出一夫税，通率九州一井税五夫”者，以《禹贡》九州之赋法凡有九等，郑欲品其多少，无所比况，遂以九井拟之，以示税之多少耳，非其实税之也。何则？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为三等，岂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亩，中者千八百亩，下者二千七百亩？斯不然矣！若亦以百亩、二百亩、三百亩为三等给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税，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积一夫之税。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税拟之耳。笺必易毛者，以此诗之作，刺幽王政烦赋重，废民农业，而此章下言治田，则此为税法，互言其事，以相发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辞耳。岁取既为税敛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数，若子孙千亿万亿及秭，文无指定，可为多大之辞。其此文与“十千维耦”，“百室盈止”，周公之东征四国，成汤之式於九围，皆是数有限量，不得为总举大辞也。又参之於《司马》之书，校之於一成之税，其数正允，其若合符，故不从毛氏也。而孙毓难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丰。”谓笺之说，不足以该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广之，则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独不可推而广也？郑氏之说，亦足通矣。○传“尊者”至“食陈”。○正义曰：言“食我农人”，是辞有所别。《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以对“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是农夫别於眉寿。彼农夫与此农人一也。言农夫食陈，明对眉寿为尊者食新矣。孙毓云：“一家之中，尊长食新，农夫食陈，老壮之别，孝养之义也。”○笺“仓廪”至“如此”。○正义曰：上言古之税法，一成而岁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仓廪有馀，赊贷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积，恐其久而腐败，所以纾出官粟之畜积久滞者，待秋收然后取民新穀以纳官也。於官则积而不腐，亦是使民爱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贷”皆作“贳”，义或然也。《地官·旅师》云：“凡用粟，春颁而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