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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又正在做什么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够。人生的全部不可能只简化为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精神也许更为重要。
保险业的官员也许能写出好诗；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写出革命文告。然而，通常他们都不会这么做。最好是记住这种事而不要为之烦恼。保险业官员常常作一些记录和摘要，而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常常写专题论文和奖学金申请。精神也是一个问题，这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训戒。人们固然是干什么的，就是什么人，但也不完全如此。
有几点需要加以注意：对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讨论不针对个体，但也不回避个体。评论必须锁定在对具体人所作的判断上。然而，如果公共文化被金钱和政治所歪曲，随意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就不值得注意。也许，正在衰老的一代人把握着公众的注意力，而没有被公众注意到的则是正在繁荣兴旺的青年人文化。这些情况谁又能说得清呢？
是的，没人能说得清。然而，和公共生活毫无关联的隐秘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如果判断比想象更多，就必须依赖一些事实，从手头掌握的材料，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著作着手。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选择哪些著作呢？公正的调查必须仔细分析所有材料，同时应该看到它们都是带有偏见的；即使最审慎的文化上的结论也不仅是对个别艺术家和作家的评定，而且还是对事先选定的群体的评定。当然，从狭义上说，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这群人和那些没有能给公众留下任何印象的人相比是成功的。就那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而言，即使最离经叛道的几代人也是从众者；他们认可了某种文化上的规训。
然而，他们无路可逃。一个批评家可能向苏珊·桑塔格或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有影响的观点发起挑战，但是，向全部的作家候选人发起挑战并同时提出另一份不知名的候选人名单就不可能了。这或许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人想象到一个平和的历史进程优胜劣汰，选推出了天才而埋没了平庸者，这些人相信有形的文化包括了值得一看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我既不想把看不见的或默默无闻的天才浪漫化——这是一些历史学家的一贯爱好——我更不想夸大那些受到赞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更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运气和朋友，而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内在才能。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至少自从《拨号盘》于1918年从芝加哥搬到纽约开始，曼哈顿及其知识分子便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不仅主要的出版社，还有主要的知识分子刊物都云集在纽约：《纽约时报书评》、《评论》、《纽约人》、《国家》、《纽约书评》及《哈泼斯》。
这是令人遗憾的。西海岸的作家和诗人长期为没能受到纽约出版社和评论家的注意而牢骚满腹。得出以下结论是合理的，即纽约是因为强权和腐败而称霸一方的。也许，西海岸至今仍没能创办和纽约抗衡的知识分子刊物倒是个严峻的问题。从人口密度、平均收入以及图书销售来看，洛杉矶这个大都市足以和纽约抗衡，或许还超过纽约，但这些数据却不能变成文化杂志的数量。《洛杉矶时报》虽然不能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倒还有点名气，而《星期日书评》杂志就算不上什么了。
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可能基于一种让人眩目的视觉幻象。虽然文化活动涌人诸多城市和大学，这个日益衰退的文化之都仍然显得富丽堂皇。尽管年复一年纽约在缩小，但由于没有一个与之匹敌的中心，它投下的长长的影子仍然把别处都覆盖了。从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或俄勒冈的波特兰来看，纽约像是一座文化的高峰。
我在论述过程中也被同样的幻觉缠绕着。即使当我涉及到一些个人和20世纪50年代及更早期的期刊时，我也不想夸大认为他们有显著优越性的幻觉；即使当我在论证一代知识分子的消逝时，我也不想把前几代人奉为圣人——对于以往那些没有写出什么经典之作而让人失望的纽约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更明确地说，如果说那些来自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直雄踞于文化风景之上直到80年代，那么，这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而是因为文化的风景已变得太平板化了。
当然，50年代的一些著作——德怀特·麦克唐纳、C·怀特·米尔斯、路易斯·芒福德的著作——是一流的；而且名单还可以扩大——但人数不会太多。美国知识分子所作的文学的、社会的、抑或文化的批判很少令人震惊。在莱昂内尔·特里林身上可略见一斑，他通常表现为美国（和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其文风是世界性的、有思想的和优雅的。
莱昂内尔·特里林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的优势恰恰是他明显的局限。使莱昂内尔·特里林出类拔萃的是他文章的韵律和审慎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他的才气、独创性或思想的力量。他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至多不超出英美文学；他的社会理论是肤浅的；他的哲学是薄弱的。他那些为仰慕的听众作演讲的文章不堪卒读。在《自由想象》的首篇文章中，特里林对V．L．帕林顿的说法正好可以用于他自己：他不是“一个有伟大心智的人……也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是简单的思想，因其高尚和热情而著称”。甚至同情特里林的一些研究也暗示，他的文章是含糊不清，或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就其单一但却完全是批评性的特质来说，50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大地超过了他们的接班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不论是莱昂内尔·特里林、保罗·古德曼以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还是欧文·克里斯托尔和小威廉·P，巴克利，都因为他们掌握了公众话语而隐约出现在广大公众之中。5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政论家：他们为有教养的公众写作。接下来的一代人却放弃了这种语汇，因而也没能得到公众的认同。
确实，60年代的活动家赢得了公众的注意。而和60年代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却没能在公众中占有一席之地；许多人去从事其他事业；还有一些人消逝在大学里。今天要说出哪怕几个60年代成年的、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决非易事；甚至那个时期的作品——《反文化的形成》、《美国的绿化》、《追求孤独》——都缺乏早先社会批评的力度。当然，这一事实重申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后来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一些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露面了然后又退出了。所以说，一代知识分子消逝了。
第二章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
一
要说明波西米亚精神的发展及其与文化生活的关系，常常会引出一些恼人的问题：如何界定波西米亚精神？它的兴衰是什么造成的？它又是何时并如何对知识分子及艺术家的活动产生影响的？以其关于官僚化的“铁的法则”而闻名的罗伯特·米歇尔斯曾提出“波西米亚的社会学”这一说法。米歇尔斯相信对于青年人来说，波西米亚过去常常是以贫困、自由和对资产阶级的仇恨为特征的一个场所。作为一个通道，它可能通向——这里米歇尔斯沿用了亨·默格的经典描述——艺术学院，也可能通向医院和停尸房。
除了短暂停留在这里的青年人和学生，还有或多或少的永久居民及“多余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起组成了波西米亚群落。对于米歇尔斯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在那个生产相对过剩的社会里“确实”成了多余人，这是“知识生产没有得到控制”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多余人。在大萧条期间，写作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第一类经过努力，在现有企业中找到了能赚钱的工作。“出于责任感或对失业的担忧”，他们忠诚地拥护教会、望族和君主。然而，多余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第二类，变成了无业游民、局外人、不满者，他们聚集在波西米亚，梦想着未来和回忆着过去。
米歇尔斯反映的情况仅供参考，而不是结论性的。他强调了在大多数有关波西米亚的讨论中被忽视的事实。’这些事实毫不掩饰地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波西米亚群落进行了界定：他们控制着人的去向，并塑造了一个环境。如果说人类物质匮乏，那么波西米亚群落有可能枯竭；如果说栖息地环境太恶劣，那么波西米亚群落是不可能扎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