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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以及城市的铁的权力。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里查德·森尼特（1943…）和马歇尔·伯曼（1940…）都不仅是纽约青年教授（纽约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他们还可能体现了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后的激动与欢呼。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写作，他们为城市居民而写作。和最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才华横溢，他们的研究方法更是文学的、印象主义的，而不是方法论的。不像标准的专著，他们的著作拒绝简单的分类。《公众的堕落》、《权威》以及《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影响都很大，引发了一些个案研究、小说、诗歌及个人体验。纽约的刚毅和疯狂注入他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的主题都是一些有关城市生活、公共话语、权威和现代主义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与活力来谈论这些重要而生动的主题。所有这一切便将他们与大多数教授区别开来。
他们也不是完全孤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名单可能包括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莫里斯·狄克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为一般的期刊写作的。然而，这就出现了一种张力。我们如果不是剑拔弩张的，也至少是戒心重重的，这是时代的精神。当代的纽约教授们也许扮成昔日纽约知识分子的模样，但他们本质上还是今天的教授。其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和一般的学术著作相比，森尼特和伯曼的写作奕奕生辉；和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相比，他们的写作却是单调乏味、矫揉造作，甚至是浑浊不清的。
森尼特在他的著作《无序的作用：个人身份与城市生活》的第一句话中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观点是有一天早晨在新英格兰墓地和埃里克·埃里克森散步的时候产生的。”不是散步本身，而是这句话体现了他与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距离。毫无幽默而又造作的托词代替了智慧和嘲讽。伯曼诚恳地表明他是跟随着沃尔特·本雅明的，但他的著作又比本雅明的更有“一致性和条理性”。本雅明“躲躲闪闪，犹豫不决”，而“我却试图重新捕捉源源不断的变化而辩证的潮流”。
最后一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尖酸刻薄、善辩好斗而又灵巧娴熟的。像《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这样的著作却似乎是按照完全相反的原则创作的：它们冗长、含混，缺乏批评性。没有几页写得清楚明了，也没有几页写得很专业。谢尔顿·沃林本人就是一个持异议的、独立的教授，他把《公众的堕落》称为“手法拙劣”的废品，其方法、其罗嗦重复，以及支离破碎的英语几乎是让人不能理解的。”只有几个简短的部分写得还算清楚，从总体上看，作者似乎在故意制造含混。
如果《公众的堕落》显得含糊不清，那么森尼特的《权威》就是晦涩含混的——或者说是平庸单调的。书中的资料来路不明，论点不清；这本书没有写成。“通过调查了解到如今人们对权威、友爱、孤独以及礼仪的看法，从而产生一些更具有政治性的、更带有梦想的思想观点，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此书充满了堕落的学院风气，从形式上看，可以被视为低劣的报刊文章。书中提及大量的带有学究气的作品，却没有一个脚注（这还算好）；但是，文章没有力度，文风不优雅；充塞着文本的是死板的语言，这些才是不能容忍的。
在本章中，我将要探讨的是这样的阅读机遇如何产生……我的目标是要说明不管在这些特殊方面的需要链是多么混乱，它都不会制造混乱，也不会破坏这样的一种感觉，认为有力量的人就是领导者，相反，它常常为国民提供一个机会和他们的统治者进行交涉，并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统治者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
在他的《公众的堕落》和《权威》中，森尼特提到大量的作家或评论家，但是，却没有对他们任何一个人进行批评和指正。森尼特的著作虽然论及权威，但他从未向权威发起挑战。在森尼特的思考中，每一个人只是为他的整个作品添加些调料，每个人只不过是指出、提醒并发现一些他认为有趣的东西。多元和宽容是可贵的，但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就是使自己的作品最终变成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森尼特是一个缺乏机趣的纽约知识分子，而这种机趣恰恰是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相反，他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点头、恭维。流动在他作品中的这种谦和、平等的意识熄灭了思想的火花。
马歇尔·伯曼还算是一个较有力度的作家。然而，他对现代主义的论争却形成了一个黑格尔的蒙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的母牛看上去如同午夜似的一片漆黑；他的术语和论争是如此大而无当、冗长散乱，以至于囊括了任何人及任何事。现代主义是生动、精彩、悲惨、痛苦、激奋的，同时也是辩证的。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尼采的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谁会不同意，但谁又能信奉伯曼那显然是激情勃发的论争呢？这一切继续膨胀为一种松散的、不严密的概括，以及轻佻的言辞。他用以下这些词语结束了对马克思的讨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一直在努力划定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的传统并存的空间。首先，马克思的思想和现代主义传统都试图召唤并攫取一种独特的现代经验。两者都以敬畏，以及充满恐惧感的振奋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面对现代经验。两者都将现代生活视为穿入时代的一枚带着相互冲突的推动力和潜力的子弹，两者都拥有一种终极或超现代性的想象……以此作为穿越或超越这些冲突的途径。”
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适用于很多19、20世纪的思想家。以20种不同的形式重复了20遍，伯曼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含混不清的思想便失去了所有的精确性和严密性。在伯曼那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
在讨论城市生活和街道的时候，伯曼即使竭尽所能，他的文章看上去也还是充满冲突、复杂和沉闷的。他振振有辞地反驳简·雅格布斯，雅格布斯当然是反对发展和城市复兴的；对伯曼来说，她的《美国大城市的兴衰》是重要的现代主义文本，“在现代主义的发展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他发现“在她的现代主义的文本下面潜藏的是一个反现代主义的亚文本，一种怀旧的逆流……雅格布斯，像如此之多的现代主义者一样……在一片幽暗、朦胧的地带游移，在这里，最丰富、最复杂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最卑劣的信念之间的界限是非常细微而难以捉摸的，如果确实有界限的话”。
从这里开始，要确定雅格布斯和她的有历史意义的对手罗伯特·摩西都是现代主义者仅有一步之遥。当然，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伯曼生动、尖酸地描述了摩西是怎样摧毁布朗克斯区的。为了说明这点，他指出了一个特征：“摩西及其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强调了有关战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现代主义和现代化的根本的断裂。”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伯曼用他自己的冲突、复兴、辩证法这套可信的术语做出了说明。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代主义包含着它自身的内在冲突和辩证法；表明现代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可能凝结为教条的正统观念并变得古板而陈旧；表明现代主义的其他形式可能被淹没……如果我们学会通过一种现代主义在我们的空间和我们自己身上构想出一圈圈的光环，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另一种现代主义——最古老的现代主义之一，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也是最新兴的现代主义之一——那里学会打破这些光环并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森尼特和伯曼那固执的含混以及永恒的勃勃兴致都已经使他们抛弃了纽约知识分子的风格。惟恐被指责为否定主义，他们的著作里点缀着一些建设性的观点。森尼特的著作周旋于大众心理学的边缘，对生活及其问题只字不提。在《权威》的最后，他提出的建议可以从不满于工作这样一个起码的意义上再提升一步，他的英语和其他一切是支离破碎，让人不知所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