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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方面，我们发现存在着对大学化和领域化两者的严重挑战，存在着被法律个案伪辩排斥在外的整体论研究方法和实施上的中间道路的探索尝试……然而，真正新的挑战是如何编撰历史的挑战……我们正生活在巨大的知识大转变的旋涡之中，它反映了世界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另外一种制度（很可能是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意识的转变本身既是全球转变过程的结果之一，也是实现这一全球转变过程的途径之一。
无论沃勒斯坦的全球性方法和逻辑的价值如何——也许很有价值——但它和作为新闻记者、道德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C·怀特·米尔斯的精神却相去甚远。此外，正如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一样，人们可以听到其中学术部队的战鼓声。沃勒斯坦主张对世界经济学采用“系统”研究方法。他还建立了一个系统——一个他自己的刊物、研究中心和出版物的小王国。
这本书里没有关于大学和新左派的最后报导。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和巨大规模使人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然而，总的倾向是清楚的。学术事业同时既在膨胀又在收缩。它不断地入侵更广大的文化领域，为特别成员建立起私人俱乐部。即使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很难提出哪怕是一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的名字。这并不能全怪他。专业人士已经放弃了公共舞台。左派学者的注入也没有改变这一形势。他们无论是不情愿地或者是热心地争夺名誉地位，都因此失去了人格。从德国左派所借来的为职业生涯辩护的口号——“穿过院校的长征”——其结果却出人预料：至少到目前为止，院校仍然是赢家。
第七章 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
作为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路易斯·芒福德（1895…）和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几乎显得太完美了。他们在生活与写作中常常鼓舞人们建立一个远离新一代大学教授们的世界。已被称为美洲最后的私人学者的芒福德没有从先辈那里继承什么财产，也很少受惠于基金会的资助。他也没有做一个拿薪金的编辑、研究员或教师。在院校林立的时代，芒福德不属于任何院校。他设法以写作为生，而这曾经是很困难的，现在就几乎不可能了。可是，他做到了。他的28部著作，从《乌托邦传说》（1922）和《技术与文明》到《历史上的城市》（1961）和《机器神话》（1967—1970）组成了他个人的非凡卓越的文艺作品集，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芒福德一生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往日的纽约和格林威治村。他漫步着，鉴赏着，并写一些有关纽约的博物馆、图书馆及渡口的文章。“毫无疑问，这渡船就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之一……甚至是从纽约商业区到泽西城这样的短途也给人们带来一点不可知和冒险，因为要考虑到涨潮，躲避其他的大小船只，所有一切都与大海、天空那么接近并可以环视整个城市……”波西米亚人的格林威治村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我也属于年轻的一代，叛逆的一代，蔑视社会习俗的一代，但还不是彻底幻灭的一代。格林威治村是我们的阵地。”凡勃伦起到了典范作用。作为《拨号盘》的编辑，芒福德了解凡勃伦，并把他视为“学术界异教徒”伙伴。像芒福德一样，凡勃伦也拒绝“承认”专家们的“禁止入侵的告示”。
正如他后来要说的，芒福德主要为大学教师和聪慧的读者写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止，各种周刊和月刊应有尽有，像《拨号盘》和《美国信使》，一个字只付给两分钱的报酬，还有像《哈泼斯》和《斯克里皮纳家族》，稿酬稍多一些，因此，我从不被迫选择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不了我自己的意图的主题。”这是青年作家的黄金时代，出版商为那些大胆的写作计划慷慨解囊。“对眼前的一代作家说明那个时代在几乎每个领域的出版自由的状况似乎近于残忍。”后来，他偶尔在学院教书，但他只是作为一个访问者，而不在那里占据一个永久的职位。他珍视独立。他惟恐一旦背上和大学签定的协议书的包袱，便会丧失这种独立。
芒福德发起了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向吞噬文化的学院化的最终宣战，他这么做似乎是正当的。1968年，芒福德碰巧看到了他喜爱的一个作家——爱默森的作品新版本，他把爱默森视为浸润着所有美国文学的“山泉”。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学术性的爱默森日志全集就是现代语言学会的一个“有效的”文本。
芒福德被吓坏了。大批的大学教师已经将爱默森流畅的散文变成了污泥淤渣。以精确为名，这些优秀的教授们在各种手稿和出版物之间无意义的分歧上插上了标识旗。他们用了20不同的区别记号，这些记号便成了印刷文本的一部分，以“侮辱读者，不仅要表明删除、插人或者是一些变化，还要保留尚未经过增删的原文，偶尔还有增删的痕迹。”
对芒福德来说，学术事业已经横行霸道了。“这样，这些‘期刊’已经履行了当时美国学术对一个天才作家的最顺从的义务：这些‘期刊’已经使得这个作家的作品没有可读性了。”一个朋友企求芒福德不要批评这种学术版本，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被学术界认可的局外人。
这是真的，但我是一个忠实的爱默森读者；而且，正如结果所示，学术上的无能也许是我进行这种批评的资质。因为，谁将对这样一个权威的事业提出质疑呢……除了那些不可能因为对此提出一些不中听的意见而危及他们的声誉和晋升的人？
芒福德对学术机构的正面迎击激发了另一位老将的行动。他就是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和芒福德同年出生，他和芒福德有很多相似之处：全部的美国经历；独立写作的漫长而多产的一生；拒绝专门化。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威尔逊更珍惜他的独立，更怀疑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他已经博得了一个很大的知名度时，他把一张预先写好的明信片寄给了那些请求他服务的人。在明信片上写着：
埃德蒙·威尔逊不……写别人指定的书或文章；不写前言或序；不为宣传作声明；不做任何编辑工作，不做文学竞赛的裁判，不授予面试，不在广播或电视上露面；不回答调查性的问题，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
威尔逊近乎故意的颓废使他和学术界知识分子疏离开来，甚至处于对抗状态。1944年，当一个教授要求得到他发表的作品的全部参考书目时，威尔逊意识到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代人已成为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了研究的对象，得到学人们的关注。他属于那几乎“灭绝并成了传奇”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文学实践是共同的技艺，对文学价值的信念是共同的动力。”许多人现在被这样的一个作家所烦扰，“他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刻苦工作，并为自己树碑立传。”教授们只想把文学中起作用的因素进行分类和分析，而不是想自己操纵文学。“学院中的文人彼此在不同的学术专业上相互合作，他们处于不同的级别，职位高低也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20年代的这个文人表现为另一个遥远的学术世界的居民，而且他常常显得是被学者们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实体。”’
受芒福德的鼓舞，威尔逊翻阅了由现代语言学会主办的其他学术版本。他发现同样放荡的另一面，也就是一种巨大的学术上的里比多贯穿于虐杀着美国作者的文本注释。35名学者正忙于查阅马克·吐温的不同文本；其中18名正在“回过头去阅读《汤姆·索耶》，以便确信没有因为只注意故事情节和写作风格而分心去做这样的苦差事：‘Aunt Polly’（波利婶婶）多少次被印刷为‘AuntyPolly”’。当大学在一些不可读的学术版本、常常是不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上挥霍资金或者进行无度的研究时，廉价的、可读的美国主要作家的版本就几乎不存在了。对于威尔逊来说，这一切都证明了学术事业已经成了充足了气的皮球。
美国的虽然正在衰老但却居于主导地位的文人们发出的这些牢骚引发了一次小小的抗议风暴——以及一些呼应。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一本表示回应的小册子，加上了这样一个不祥的标题：《专业标准和美国版本：答埃德蒙·威尔逊》。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机构的论谈，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会长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高登·N．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