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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自己的家庭从牧场主上升为推销员带来了沉痛的损失。“自我10岁那年起，我就看着我的白领父亲为每一次推销的旅程做准备。”
一个朋友回忆道，在纽约这个社会大环境中，米尔斯把自己看成一个局外人，一个得克萨斯人，他还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摇摆不定的人，顽固的美式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反对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并把他们的独立放在首位。无论何时他喜欢上了什么人，他会说‘那家伙是个真正摇摆不定的人’。”米尔斯的第一部著作《权力新人》中就有这么一首被当作警句的无名摇摆诗：
当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乘船
来到埃弗雷特，当地官员说道
你们再过来一点
反正你们的头儿要下地狱
谁是你们的头儿？
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在后面嚷嚷——
我们不是没头儿
我们都是头儿
他们正不停地走来。
当然，这是很容易被夸张的，米尔斯本人也许已经过分地扮演了得克萨斯的反叛角色。一个朋友回忆道，“他以一种相当笨重的装束来到哥伦比亚，让人想到将要去迎战敌人的游击队勇士，他常常穿着野营靴……戴着骑摩托用的头盔，扎着多余的军用帆布袋或装满书和笔记的军用背包。”
米尔斯感到，他与另一个让人讨厌的、植根于独立农耕传统的批评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之间有某种深刻的亲昵性，他把凡勃伦视为“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和“美国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批评家”。（不足为奇，美国另一个无情的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注意到凡勃伦并暗示凡勃伦自己就喜欢摇摆不定的人。）米尔斯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写的导言读起来很像他为自己写的。“在性格与经历方面，在精神和日常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局外人。”他“憎恨虚伪，并以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给虚伪以现实的和浪漫的一击”。米尔斯告诉我们，凡勃伦“是一个不受任何人制约的、桀骜不驯的人，如果我们必须把他归在美国社会的什么地方，那么就把他和最倔强的美国人，摇摆不定的人归为一类。凡勃伦在更高层教育的边缘，试图像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一样生活。对于这样一种努力，美国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对于米尔斯来说，美国也是努力做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的奇特的地方。当然，米尔斯不能代表所有非犹太的持异议的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固执却带有点奇特的美国味儿。当德怀特·麦克唐纳见到米尔斯的时候，他谈到他们在气质方面的密切相似性。“我们都是天生的叛逆者，傲视一切公认的观念和业已确立的体制。”
米尔斯、威尔逊、雷克斯罗斯或维达尔及其他人，在其十足的美国家庭史中找到了叛逆的根源，相信这点，也许就是屈从于他们自己创造的神话。然而，这些神话使他们能够抵制成功的诱惑，而这种诱惑对于更多的穷途末路的移民来说是难以抵挡的。特里林为教授身份受到富人的尊重而欣慰，波德霍雷茨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而高兴，这与米尔斯把失败赞颂为见证率直形成鲜明对照。“凡勃伦的美德不是疏离，而是失败……在美国学院史上没有一种失败像凡勃伦的失败这么伟大。”“对米尔斯来说，这都是些赞誉之词。
必须说明对于这种讨论的几点限定。人们常常注意到犹太知识分子向右派的转变。然而，很容易过分夸大这种转变；也很容易把明显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更多更潜在的、也许更坚定的激进犹太人群体混淆起来，诸如社会工作者、律师、编辑、教师、工会分子以及政治活动家。新保守主义也许只限于广大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甚至在这个被选定的群体里，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仍然把他们自己放在左派阵营。属于这一类的有与《异议》杂志有关的人，像欧文·豪，或与《国家》杂志有关的文人，像诺曼·伯恩鲍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然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果用“一些”这个词还不精确的话，那么，可以说更多的犹太知识分子现在，特别是和过去相比，把自己视为保守主义。
犹太激进知识分子这份不长的或者人数在缩少的名单，包含了过多来自特定政治领域：无政府主义的人。对于非犹太激进分子来说，也许同样如此。摇摆不定的人及凡勃伦为美国的持异议者一脉相承。
在犹太激进分子中，保罗·古德曼、诺曼·乔姆斯基、默里·布克金，某种程度上还有伊撒克·罗森费尔德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不同面目。当然，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奇特的复出并不神秘费解。就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他们怀疑庞大的机构、国家、大学及其职能。他们不那么容易受头衔和薪水的腐蚀，因为他们的抵抗是一种品性，近乎于一种本能。
当然，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指责的：无政府主义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从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然而，这恰恰揭示了他们长久的（还是短期的？）抵抗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能够相信而且确实相信，应使精神和伦理道德服从于一个更大的目标或常常被忽视的远大事业。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不那么容易受到这个逻辑的影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当前的无政府主义者，诺曼·乔姆斯基是对那些为美国外交政策而抱歉的知识分子展开批评的精力最旺盛的一位批评家，这决非偶然。
保罗·古德曼和诺曼·乔姆斯基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物，而默里·布克金却仍然被我们所忽视。”这几乎可以说明公众注意力的褊狭；较之于那些走红的知识分子，他的著作显得更深刻、更丰厚，而他却很少被注意。
布克金（1921—）是由他的说俄语的社会革命家的祖母和母亲在纽约抚养长大的（意第绪语和英语是他的第二、第三语言），他经历了我们所熟悉的他那一代人的更替。正如他所解释的，“我自己在30年代的生活是跟着像欧文·豪这样的人走的”（他并不认识欧文·豪）。他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首先是少先队组织。“到处都有我们和我们的军乐队……那些能买得起一套蓝色制服的人，买到了并穿着它，不再举起他们紧握的拳头，而是把一只张开的手举过右边太阳穴，表示这个世界的‘六分之五’尚未被社会主义征服。”后来，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团员。然而，人民阵线、莫斯科审判以及苏维埃一纳粹盟约不容置疑地将他驱赶到对立面，即托洛茨基派，也就是持异议的托派。在军队里服役后，他成了铸造工人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名工人。10年的工厂工作使他相信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的甚或是激进的力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进入了军校。
布克金没有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而转入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而是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而且，早期的大多数激进派习惯于忽视的两个论题：生态学和城市，在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打下了印记。布克金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我们的综合环境》是1962年出版的（用的是笔名，路易斯·哈伯）。在雷恰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前六个月，《我们的综合环境》再版发行，正如其作者于再版中所说，这本书差点被《寂静的春天》所淹没。
只要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布克金被错误地当作雷恰尔·卡森的追随者，或因为太过乌托邦色彩而被打人冷宫。与卡森不同，布克金不仅研究农药，还研究食物添加剂、化学化的农业、X光、放射性尘埃以及膨胀的城市。对于评论家来说，这太多了。《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推断说，“没人会要阻止这个社会前进，除了那些像哈伯先生的遁世者，才会让我们退回到过去。”布克金的《我们的综合环境》以这样一种想象来结束，亦即“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综合、全国与地区综合、城镇和乡村综合”。
然而，不管这本书的下场如何不幸，它却开始了他不倦的写作事业；他的著作《城市的极限》、《后稀缺的无政府主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生态学》，为一种生态学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前景而斗争。他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哲学家而写作。
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共产主义者迥异，布克金对20世纪60年代的不满不是来自右派，而是来自左派：马克思主义太保守了，太拘泥于对资本主义修修补补了。他的最受称赞的有关60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