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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53年有关知识分子的一次讨论中说道“在许多文明世界都出现过这么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头脑和想象……屈从于趣味和敏感”。
他宣布了一则好消息：“在美国，这种屈从现象一度是看得见的。”经济的繁荣削弱了众所周知的美国知识分子的疏离，这些知识分子现在“趋附于上层社会”。即使是过去受到嘲弄，收入很低的教授现在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和丰厚的薪水，这使得教育事业对那些曾经对此抱以蔑视的人又具有了吸引力。现在选择了大学教师生活的特里林教授得意洋洋地说，“一个人不能不被富裕学生的人数打动。”
特里林的评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1952），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被大量引证的《党人评论》专题论集中，其中许多知识分子为他们新的地位而欢呼。这本专题论集的编辑表明仅仅在10年以前，知识分子还时常痛斥美国社会的庸俗和空虚。“然而，从那时起，这种趋势已经发生了转向，现在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感觉更接近他们的国家和文化了。”他们尖锐地指出“不管好坏，大多数作家不再认为疏离是美国艺术家的命运；相反，他们很想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不再把自己视为反叛者和流亡者”。
一些辩护者，包括菲利普·莱福和诺曼·梅勒在内都不同意这种观点。莱福对“波西米亚的文化人或无产阶级”的流逝进行了反思，它是战后繁荣的结果，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促使知识分子融入这个国家的体制生活”。对莱福来说，知识分子现在是从内部审视美国社会的。“我们正目睹了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被很恰当地描述为美国知识分子圈层的市侩化过程。”
然而，持异议者毕竟是极少数。大卫·里斯曼评论说，知识分子“已经来到了，他们值得重视”，像特里林一样，他欣喜地提出富裕珍藏着文化。“知识分子以前的敌人有许多来自上层社会”——律师、医生、行政官员——现在都“从事”文化。然而，太多的知识分子仍然固着在欧洲模式上，他们相信自己的地位更有赖于“一个正在扩大的敌对面的圈子而不是正在扩大的支持者的圈子”。马克斯·勒纳把他的自传当作一个“展览”拿出来。他那时正在致力于美国文明的研究，这一研究早在10年前他自己本应该判断为“伤感的、从众的、甚至是沙文主义的”。但是，时代变了，而且他对美国的“长期压抑着的”爱最终被“释放”出来了。”
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重视，他们也应该受到重视，原因有几个。作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广阔的文化天空中隐约出现。他们从外部审视文化生活的专业化，这是他们的后辈无能为力的；而且，或许是因为他们原本是自由作家，他们的写作通常出类拔萃。他们是为了让读者阅读而写的。许多人在文学和政治方面继续起到积极的作用。几十年来他们主导了知识界的景观。
另外，他们主要地界定了一种文化政治，这种文化政治不仅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在近期还统治了美国的文学。人们常常会忘记20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由同样的陈述者对50年代保守主义的一次重新陈述。“到现在为止，‘新保守主义’成了老生常谈。”这种陈述——30年前所作的——表明整个战后的年代，保守一直持续不断。可以肯定的是，保守主义过去是，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自由派的”；它的创建者通常是以前的不断推进改革的激进分子。而且，纯粹的保守主义在美国从不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特里林在他的《自由想象》中的一个论点。然而，自二战以来，这种自由的保守主义就形成了美国的文化。
5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整个80年代的出场和成功并不仅仅是取决于他们的才华。在60年代衰退以后，50年代的一些现实，尤其是冷战思潮和反共产主义，在原来的文化脚本和模式中又得到了复兴并激发了兴趣。他们的出场和成功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人起来向老一代文化卫士挑战。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表明新的公共思想家的缺席。没有什么能与之较量，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可能比当时的实际状况和现在的状况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毫不宽容的研究一定对老一代知识分子同样无情。
即使是对这些老一代人的粗略的调查也表明，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的随意组合。相反，在50年代，纽约人和犹太人占领着文化高地，并经常界定术语和划定争论范围。有关近来美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对纽约和犹太知识分子作出的贡献进行评定。这些研究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来源，他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名声显赫而多才多艺的纽约知识分子。然而，新近的细读研究某种程度上更正了常识性的认识。纽约和犹太知识分子的才能和活力是所向披靡的。然而，回忆一下，他们的激进主义似乎是动摇的。他们的成就虽然不小，但还达不到人们期望的程度。
二
哥伦比亚大学对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认识。在哥伦比亚的三个同事，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历史学家里查德·霍夫斯塔特和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囊括了从犹太人到非犹太人、从右派到左派的整个知识分子谱系。正是米尔斯对特里林有关知识分子的系统表述提出强烈的反对；也正是霍夫斯塔特指出了一条中间道路。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能遮蔽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更多地把自己视为面对公众并论说公众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只是教授；而且他们都寻找并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受众群。”这一点不应忘记。
特里林在哪儿称赞文化的进步，米尔斯就在哪儿哀叹文化的衰落，哀叹政治话语沦为口号和牙膏广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读牛仔故事，而决定性的政府决策是由一无所知的专家所作的。1955年米尔斯反驳道，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尖锐的反对意见听不到了，知识分子都拥有一种“新的、保守的绅士气派”。他们不是指责平庸和没有思想，而是欣赏他们新的社会地位；不是充当“社会的道德良知”，而是把繁荣和正在发展的文化混为一谈。米尔斯把特里林称为众多屈从于这种混乱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米尔斯的言论使特里林不满，他起而反驳，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并以与米尔斯私人关系的破裂而告终。特里林解释说，他只是在揭示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在赞美它。“我只是试图使人们注意到形势要求广大人民接受知识熏陶……所有这些人……都感受到了思想的傲慢……一种文化的革命已经发生了……这场革命带来了许多修正和改进的可能。”
坚强不屈的米尔斯回答说，特里林混淆人文知识分子和明显走红的政策专家之间的本质区别。谈到美国文明从属于“精神、趣味和敏感”就离题太远了。特里林本应该强调专家和顾问的统治，而这却不是“你的文章的主旨”。
在话语特征和气质方面，米尔斯属于和特里林（还有霍夫斯塔特）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从战争结束到离开人世，他一直指责那些为了薪水和地位出卖伦理道德和想像力的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他在1944年写道，“正因为人类面临着势不可挡的失败而悸动不安，”这是一种他们通过“紧张工作和自我欺骗”来掩盖的形势。
米尔斯的《白领》（1951）继续鞭挞教授和知识分子。“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富于想象的人们”没有被拉到大学里去。大学也没有“助长独立的精神，就更不必说创造出什么独立的思想了”。教授是“三六九等中处于底层的一员，因为其中产阶级环境和将思想生活从社会生活中疏离开来的做法，教授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封闭体……平庸的人制定自己的法则，确立自己的成功偶像”。知识分子中更大一部分人情况并不及这些教授；他们为了行政和个人的成功抛弃了政治。“知识分子丧失意志，甚至丧失思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败和激进党派内部的堕落”。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们在国家或媒介科层化机构中的职位，尽管有时他们也为此而感到悲哀。”
米尔斯在向霍夫斯塔特征求对《白领》的看法时，发现他的这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