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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来自奥地利的难民建筑师格伦作为第一个购物中心的设计师和建造者出现了。他以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购物中心将取代丑陋、分散、没有社会性的商业地带在郊区出现。不仅是停车处，而且购物中心也提供散步、聊天和休憩的空间。它几乎是重新创造城市。
格伦在对购物中心的期望里，灌注了他对欧洲市场及对其故乡维也纳的看法，亦即“我们必须敏感地观察欧洲中心城市的集市广场上出现的丰富多彩的、激动人心的、商业繁荣的城市景象”。他向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们指出，“我们新的购物城”能够“填补一项现存的空缺”，提供一个“社区”或是旧式的城镇广场和集市场所的新形态。
格伦成功了，而且他的公司维克托·格伦联合公司成为且一直是主要的开发商。然而，购物中心的现实状况始终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他认为购物中心应当克服郊区没有中心的零散状态，而不是扩大这种状态。格伦是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他的思维方式有点像罗伯特·摩西，但更像路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他蔑视小汽车产生的影响。他质问道：“为什么只承认香烟有害，而不承认小汽车有害呢？”
他从这些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新发展中得出结论：“购物中心指的是村庄，以及人们发现了城乡商店和乡村俱乐部的任何地方……分店的名字指的是不存在的湖泊、森林、幽谷、山谷……”格伦总结道，复兴城市的时刻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对非中心化的郊区的信心“现在已经被击碎了”。他敦促接受“中心化和城市主义的价值”。梦想破灭的格伦最终回到了他亲爱的维也纳，在那里他就进步与发展的两难困境以及小汽车的弊病进行写作。
为恢复城市生机提供保证的另一个来自郊区的因素是人。在最近10年里，最让人惊讶的是城市居民的回归或重新出现——“贵族化”的或者说是新的、年轻的、富裕的居民对老居民的革新，这是一个从温哥华到巴尔的摩都看得见的过程。“有关这一现象的所有的一切——它的程度、范围、影响和意义——都存有争议，这些新居民似乎是“郊区的孩子”，他们因为生存或者说是生活方式喜欢上了商业区的生活。
一直在郊区长大的第一代人，对那些绿树、庭院以及购物中心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而这些曾使他们来自拥挤城市的父辈眼花缭乱。一项有关贵族化的调查表明，“一套郊区的住宅对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许多新组成的家庭来说，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今天，这些郊区居民的富裕的后代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住在中心城市是一种时尚”。而且，单身男女，包括无依无靠的父母——这是越来越多的那一部分人——看来在要求，或者说至少是选择住在城里而不是郊区，因为城市为社交、抚育孩子、购物、膳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商业区生活的新的青睐不仅仅是城市变化的原因，而且是城市变化造成的结果：旧工业的逝去，商业区“无烟”商业的发展——金融、广告、技术。来到城市的人们都是新的劳动力，他们取代了以往的蓝领劳动者。“新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办公室里——被林立的公寓、褐色沙石建筑物和改造过的阁楼所形成的‘劳动阶层区’环绕着。那些原来用于轻工业生产的大通间改造成了上层人士住宅，这是城市经济重铸的极好的标志；在那里，新的消费者取代了旧的生产者。而且，那些大通间本身尽可能地被金融分析家和大公司的律师所占据而不是被艺术家所拥有，这证明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郊区家园的同样的空间价值观……一种对充足的空气、轻松宽敞的空间的喜爱”。
在数量和程度上，贵族化和大通间生活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蔓延到广大的城市地区。相反，它只限制于有选择的几个地区，通常是典雅的旧式住宅，靠近商业区，在公园、河流或港湾附近。这种复兴几乎无法挽救城市的衰落。今天的富裕与过去的衰朽并存；一部分人穷困潦倒，而就在他们身边的另一部分人却飞黄腾达。贵族化随后带来了加速上涨的房租和新的同质化，这两种现象都给城市的多样性和波西米亚式文化造成威胁。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简·雅各布斯于1961年就城市成功的危险进行了评论，那时，这还是一件罕为人知的事情。一种称心的邻里关系诱惑着这些富裕的人们，而他们又排斥那些不如他们富裕的人。
如此多的人希望住在本地，以至于大规模地、甚至是泛滥地为那些能出最多钱的人建造房屋都将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人往往无儿无女……而且……是能够或者愿意为了最小的空间付出最多的人。为这一小部分能带来利益的人提供的膳宿及其他供给便利成倍增加，这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众多的家庭，各种各样的景观，以及大批的企业……都被挤了出去。
贵族化造成的压力不仅淘汰了低租金的房屋，而且还消除了廉价的餐馆、咖啡屋和书店。从桑塔·莫妮卡到布鲁克林·海茨，新的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卡片商店、冰激凌柜，还有昂贵的小甜饼批发商店把那些获利微薄的商店排挤掉了。“书商发起反击，”这是《纽约时报》针对发生于布鲁克林·海茨的出售文学书籍的老社区书店和冰激凌小商店之间的一场经典的战斗的一篇报道。由于冰激凌连锁批发店出两倍的租金，房主便想把租给书店的房子收回。《纽约时报》声明，“正在争议中的是房主是否有权提高商业用房的租金，这种手段可能迫使‘夫妻’零售店从他们重新富裕起来的街坊中间被排除出去。”文章还指出“在街区南部”的一个全国连锁书店（沃尔登图书）“在出售畅销书，生意兴隆”。稍作改动，这篇文章可以应用于许多城市。
在选择街坊和加速提高房租方面，贵族化都削减了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作家和艺术家社群对廉价住房的依赖不能被过分地强调。但是，如果低租金取消了，那么一个社群就要散掉。莱昂内尔·阿贝尔1929年在他19岁的时候搬迁到纽约，和亲戚住在一起。他解释说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在格林威治村买了自己的房子。最后，“一个出版商……给了我一份合同，要我翻译兰波的诗歌，我接受了合同才得以在这个村子住下去。”今天，类似的一个合同几乎不可能支付在纽约的房屋租金，不管租金是多么的适度。
当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反思“波西米亚的衰亡”时，他们常常控诉翻新的住房及随之而来的高价租金。“往事总是挥之不去，”威廉·菲利普斯于1952年这样写道，但是没有热水的普通套房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去的是游走徘徊而又没有工作的作家和艺术家。”较高的房租显然不能导致艺术生命的终止；但艺术家们确实需要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约稿、更多的客户。对于年轻的或没有成名的艺术家来说，这房租简直是他们不可能支付的。
当然，贫困和低租金也编造了一个波西米亚式生活的神话，它们很容易被讥讽为那些从来不曾潦倒的前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没有恶意的梦想。的确，生活水平总是相对的。陷在贫穷家庭里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逃离困境去过波西米亚式生活的，不管加入波西米亚群落的代价是多么低廉，波西米亚群落的贫困毕竟不是那种让人绝望的贫困。正如欧文·豪列举的，在美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太贫穷了，以至于不会为波西米亚式的教义式的贫穷去冒险……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周围的民众一起生活，与他们同甘共苦，朝夕相处”。
不相信郊区、购物中心，或者是贵族化削减了波西米亚群落的怀疑论者，也许会争辩说城市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对部分地区进行了翻新，其他的地区仍然适合于那些边缘作家和艺术家居住。而且，波西米亚群落从来不是原地不动的，在纽约，它从格林威治村迁移到南方（索霍），而且现在也许正向东村或其他城市转移，比如霍伯肯或者是纽瓦克，还有新泽西。
这是真的，但它并不是在强调变化的程度。绝对新奇的事物并不是问题所在。商业化和波西米亚群落的迁移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困难在于要计算出变革的速度，而不仅仅是变革的事实；这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假如商业化对于20世纪70或80年代来说不是什么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