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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陈柱在其所著《中国散文史》第八编中，特别标题为《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这一提法，概括了明、清两代一些著名散文家的特征，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提法。尽管陈氏晚节有亏，但本着不以人废言的观点，其文化史观，还是有见地的提法。
八股文盛行于明代，明代有八大家之称，这八家是吴县王鏊、武进唐顺之、常熟瞿景淳、武进薛应旂、昆山归有光、德清胡有信、归善杨起元、临川汤显祖。而这八家中，却有两家是明的古文家，那就是唐顺之和归有光，归的名望犹其大，直到今天，中学教材中还常常选他的《项脊轩志》。近人钱基博《明代文学自序》云：
“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返本修古一也。”
陈柱《中国散文史》中《明真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一节道：
“自成化以来，八股盛行之际，文士与《四子书》与八股文之外，可以不读他书，凡所为散文、骈文，无非空疏饾订，故李何辈思有以矫之，使人知《四书》外尚有古书，八股外尚有古文也。然李、何等之文，皆袭貌遗神，不过优孟衣冠而已。故正德以后，王慎中、唐顺之等提倡韩、柳、欧、曾等八大家之文以矫之，海内靡然从风。”
按陈文中所说李、何辈即李梦阳、何景明。李梦阳就是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人，而直到现在人们还常说的“唐宋八大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四人，再加上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共八人，是唐顺之等明人最早提倡的。后茅坤（号鹿门）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成为几百年中最普遍的学习作文读物。使“唐宋八大家”文名流传到今天。两段引文中人名：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弘治时宰相主文柄，卓然以复古自命，天下宗之。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初主秦汉，后悟欧、曾作文之法，古文卓然成家，与唐顺之齐名。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三十嘉靖八年会试第一，于学无所不窥。书中在另一处曾介绍过他，这里不再多说。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最心折唐顺之。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嘉靖十八年、举乡试，过了二十六年，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本经术、《史记》，是古文大家。以上所引可见自明代以来，古文与时文八股就是互为影响的。到了清代之后，八股与古文、或说古文与八股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更有所发展、更明显、具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梁资政《四勿斋随笔》云：
“国朝制艺自以韩慕庐宗伯为第一。世言方望溪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余谓宗伯以时文、古文，合为一手，望溪所不逮也。”
先把所引文中人物略作介绍。韩慕庐就是韩菼，在前面选文中，已作介绍，兹不再赘。方望溪即方苞，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四十五年）进士，为古文取法韩昌黎，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又是《钦定四书文》的总编纂，是雍正及乾隆初的大家。韩菼比他早发迹卅三年。不过韩是在去世后才更享盛名的。雍正时，有人奏请以黄淳耀为时文正宗，刊示士子，而雍正不以为然。又请以明代唐顺之，加入清初熊伯龙、韩菼二人，雍正说：此二人文名固不待言，但不便批定。到了乾隆时，一改雍正作法，十七年明下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谥。”这样便追谥为“文懿”，史称韩文懿公了。他是用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的手法写文，与一般只懂敷衍注疏，衬以“夫然后”、“且夫”等虚字，只讲形式，不讲内容的文章不同，开始一般人看不懂、看不惯，不能接受。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他少时家中很穷苦，能用功苦学，且能饮酒，有李太白风。写文原本六经，极为典雅。在长洲（即苏州）作童生时，因欠粮三升，为奏销案黜革，不能参加考秀才，便冒嘉定籍入学。后又因说话攻击地方官被除名。又应吴县（当时苏州城中分属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管辖）童生试，县官见到他的文章，认为不通，贴在影壁上，不录取。别人看了都发笑。当时海寇作乱（按即清初郑成功、张煌言兵大举入长江、取崇明、叠破清兵，迫近南京事。时在顺治十五年。后清即严海禁。）他原住苏洲娄门的家，为驻屯兵占据。他没有地方住，更为落魄。这时正遇昆山徐健庵尚书来苏州（按即徐乾学），晚间听门生们谈论诵读他的文章，当作笑话说他不通。徐听到，便问是谁作的，问清姓名，告诉门生说：“此文开风气之先，盛世元音也。”次日一早便接见他，带他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榜（史称“北闱”）考中举人，接着参加会试中会元（会试第一），随后殿试第一名，中了状元。一下出了大名。自然他的文风也造成很大影响。也就是以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的手法写八股文。这就是古文对清代八股文的重大影响，所谓时文古文，合为一手。其关键在于读书。他曾说：“有谒予以举业文为何从？予曰在读书耳。人胸有数百卷书，其威仪进退，必有可观。即笑语吐属，亦要非俗物，书之益人如是，岂独能文已乎？”可见其主要主张及原因。至于方苞，则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就是将八股的手法用在古文上。归有光是明代制艺文八大家之一，又是古文名家，人说归有光是以八股文余力写古文。清代方苞，则私淑归有光，平生也是尽力写八股文，研究八股文作法。其《进四书文选表》道：
“窃维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臣闻言者心之声也。古之作者其人格风规，莫不与其人性格相类，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貌，而识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湮没无存矣。其间能自树立，各名一家者，虽所得有浅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见。使承学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趋，是诚所谓关气运者也。”
他所编《钦定四书文》是清代八股文一直奉为典范的课本。其衡文的标准，自然也以“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的作品为主。在其进书表中，可见他对八股文的重视及对挹古文精华为八股文的主张。《钦定四书文》中大部分都是选的明人作品。他对明代八股文评价，也以能融汇经史，以古文为时文的作品为佳。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一引他对明人制义评价的话道：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恭然矣。至启、桢诸家，则穷思必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所蔽……”
指出明文各期特征之后，又分析其“所长”、“所蔽”，但主要还是赞赏“以古文为时文”是明文之极盛。所以韩菼、方苞所致力的是八股文，所倾向是读书和古文，就是说“八股文”不仅限于《四书》及传注，要多读书写出有内容的像唐、宋古文一样的文章。但其基础还是八股文的基础。因而在其得中功名，不再钻研八股文，致力于写古文时，不能不说其表现手法，因思维方法，其中心义理，还是在八股文的基础，八股文的功夫上所变化出来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