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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有关系的。
单音词语特征，又有阴阳上去入五音构成抑扬顿挫的音节，这样就使语言在读音上有鲜明的音乐节奏感，节奏的和谐、回荡，听起来好听、读起来有劲，这种语言特征，是产生中国各种诗歌韵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产生八股文的主要因素之一。八股文是要读出声的，学习八股文，首先在于读书、背书，读八股、背八股，所谓琅琅书声、抑扬顿挫，越读越有劲，像唱歌一样，直接从声音上得感受。这是八股文在声音上的特征之一，也是产生的因素之一。
文字是语言词语的符号，单音词语，就是单音字，在形体上整齐画一。抑扬顿挫的单音词和整齐画一的形体字，这就给语言上、文字上整齐和谐的对仗、对偶准备了自然产生的条件，也给后来的八股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从无到有的先秦文献中就已大量出现了。而这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刘勰《文心雕龙》中《丽辞》篇说：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易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俪辞，卒然成对。”
刘勰所举例子，都是《书经》中《大禹谟》篇中的例子，所谓“所营俪辞，卒然成对”，就是说所写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写骈体文，而是自然成对。为什么自然成对呢？因为语言文字本身，具备了成对的特征。其实不但刘勰所举“罪疑惟轻”两句成对，其上下文也是对仗的句子。现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这段话中，“临下”、“御众”、“罚弗”、“赏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对”的吗？这种能够“卒然成对”的语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献《书经》，而在现代人读来，如“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的对仗句子，不但好读好记，而且也并不难以理解。这种语言文字特征，是产生发展为四六骈文的基础，也是发展成八股文的基础。因为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对的，等于长对联。但又不是纯粹的对子，而是加入许多虚词，包括连接、转折、语气“且夫”、“夫然后”、“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词语的对子。但对仗的语言文字，却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础，没有对仗，便没有八股文。清人汪随山《松烟小录》说：
“柳宗元《故国子监祭酒兼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骈体小句，大类后世制艺中之二比。”
这段文字形式如何，现分两小段引在后面，可以参看：
“文单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
乌蛮酋师，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
每一小段，读音节奏明显，短句又自成对仗，而语气上用虚词“于是”、“再举”、“一动”、“以归”、“以被”等转折、推进、完成。而两小段在字数、句数、词性、语气、平仄音调上又自然成对。八股文的中心部分，都是写成这样的。所以说对仗是八股文的基础，但又是在汉语、汉字本身的基础上形成。
以上只就语音和文字的外表形式上说明其产生八股文的条件。如进一步理解，便要理解到概念和思维上。因为人类语言的任何声音都是表现某种感情和意思的。汉语的单音词，每个声音都表现一种概念，或是具体的、或是抽象的。许多声音组织在一起，便是一组完整的思维程序，因而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这中间就表现了对客观事物的思维程序的对照。世界上任何具体和抽象事物，都是复杂的、多变的、多角的，这都能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中去想像、去推理，或分析、或综合，这样一切的对仗，就不只是语言文字的对仗，而是思维意思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有形的事物对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对照，正反两面的意思对仗才好，同样的意思就不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这是因中国语言文字特征所形成的特殊思维程序。用现在话说：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辩证的思维。中国对仗的思维程序，语言文字的对仗特征，最能体现这一点，也最容易养成这种思维方法。当然，八股文的对仗思维和所用语言材料，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
对仗，表面看是声音、文字、词语对仗；实质是思维上的对仗，进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对仗，而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从无到有的先秦典籍，独尊儒术的“经书”：“五经”、《论语》、《孟子》（后加《大学》）、《中庸》成为“四子书”一直是两千年间惟一的读书教材。虽然自六朝以后，四六骈文盛行，骚赋《文选》一度为读书人所重视，唐代以诗、赋考试取士，一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读书人热衷于读《文选》。但仍要考群经为内容的“帖经”，又称“帖括”，即任选参试者平日所习之某种经书考试之。且以写注疏为主，全凭平时熟读记忆。因之对“五经”、《论语》、《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学习教材，其传统的学习内容及方式并未中断。只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学子要多读一种李耳的《道德经》，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后，国家不再以诗、赋试士，考试经义。士子于初步读书教育完成后，即专治一种经书，参加考试。直至最高级（中间有郡贡士）礼部考试、殿试对策。文天祥《过零汀洋》诗：“患难遭逢起一经”句，所谓“一经”，就是以精研一部经书的老明经自居。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直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因而可以说：易于对仗的单音词语汉语、汉文是产生八股文的语言文字基础、思维逻辑基础；那“五经”、《四书》就是产生八股文的思想教育基础，文章内容基础。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安定，首先在于经济政治的安定，在于人材的和平涌现，国家行政人材的不断接替。汉代人材的涌现是乡举里选，有如乡里逐层推荐。魏晋六朝国家动乱之际，讲求门第氏族，寒门子弟无进身之阶，人材涌现不平衡，也是动乱根源之一。唐初采用了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以迄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自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开始，国家利用考试制度，遴选人材，任命官吏的办法，延续了一千二三百年，以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制度，是相对合理的。关系到文化的长期绵延，人材的不断涌现，各朝政治在各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各种权力能在和平情况下交接。这对民族历史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试制度遴选人材，给每个人以相等的竞争机会，相对说来是比较公平的。对参加考试的竞争者来说，不管其将来考试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先学习文化，学会考试的内容，学会竞争的本领。从个人讲，固然有考中与考不中得失之忧，而从整个国家民族讲，则不但能在各个历史时期，遴选人材为国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学子读书苦学，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绵延、发展、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光辉历史文化，这和历代的考试制度是分不开的。
考试制度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考试内容和表现方式。这些考试内容和范围，以及表现形式的制定，是为了便于考试评定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