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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排戏，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8〕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头，在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有了这样的“四不”承诺，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呈现出的亮色。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公报》才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胡适）。自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无论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还是北京的《晨报》等都没有像《大公报》那样持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公报》作为同人经营的民间报纸，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常说，他们是“文人论政”、“为民请命”，言论始终是它的生命线，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它的言论之所以享誉海内外是因为：
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竭力将“我”撇开，尽到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重视对政治的言责，与对社会扶助匡道的责任。〔9〕
《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今天我们重读那些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评论，仍然会被他们的无私、诚意和勇气所感染。在他们看来这是“现代报纸应尽之职务”，体现了他们“服务社会”的志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深怀文章报国之志”〔10〕，而没有个人私利的追求。张季鸾《无我与无私》一文说得很清楚：“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11〕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大公报》人，而今《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三
张季鸾的三“骂”，他对屠杀青年的抗议，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明确反对这些就不必说了。“九一八” 之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社评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当局被迫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两天后《大公报》发表的《愿国民清夜自问》社评直接指出“皆上层社会之罪”，“今执政之人，固昔年不从事革命者，其能凛然反省，与民众共同奋斗，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数民众之自为……真正救国大业，最后必由民众自己完成之。至于现在社会优越地位之人，不从速努力，必尽遭淘汰无疑耳”。
1944年以后王芸生开始在重庆《大公报》严厉批评时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他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党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党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12〕。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在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中，他提出“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二十多年间，《大公报》从来没有放弃舆论监督的自觉，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报》发表青年范长江轰动一时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女记者彭子冈为桂林《大公报》写的通讯“重庆百笺”，都生动地披露了社会黑暗、官场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报》就客观报道了红军的消息，并配发短评赞美红军纪律严明。1945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采访米苏里号上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报道也与其他报纸不一样。仪式结束，虽然笼罩在胜利的狂热气氛之中，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却“语气沉重”、感慨地对记者说：“今天无论是投降的日本还是受降的各国，都应该忏悔。”〔13〕
1945年11月22日，复刊不久的上海《大公报》如实报道了李健吾、金仲华、周建人、徐伯昕、马叙伦、唐彛⑿砉闫健⒏道椎戎斗肿忧┦鸬奈幕缧裕蠹慈辗现剐挛偶觳橹贫龋挂磺蟹欠皇杖〉奘榭形指囱月鄢霭娴耐耆杂伞�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悍然查封有二十年历史的民间报纸南京《新民报》。1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随后又发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在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大动荡中，《大公报》对那些侵犯人权、鱼肉人民的恶劣行径，几乎都进行了报道，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等评论）。
四
这样的言论、报道决定了不仅常常会得罪权贵、朝廷，而且也遭到过共产党的猛烈批判。
1930年，《大公报》因为客观报道中原大战，不见容于南、北军阀，在蒋介石的南方被扣（4月7日全文刊出冯、阎系将领鹿钟麟领衔劝蒋介石下野电，有“论者谓善言为先生说完，恶行为先生作尽”句），在阎锡山控制的平津受到“警告”。《大公报》为此在4月24日公开发表启事，公布“警告”内容，并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与否，只有听其自然。”〔14〕第二天又发表社评《诉之公众》，再次强调“不卖”的主旨，一时名声大震，不到半年，发行量就由三万上升到五万。
1935年12月3日，张季鸾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对宋哲元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激怒了这位手握大权的平津头号人物，遭到停邮处分。南京、上海报界纷纷发表评论声援，到12月12日才解除。
1943年2月，王芸生发表催人泪下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
1946年6月23日，“下关惨案”中《大公报》记者高集遭殴打受伤。
1947年，《大公报》重庆版8名记者及家属、上海版记者唐振常、驻广州特派记者陈凡先后被捕。
同年，在国民党上海党部宣传指导会议上，特务头子方治甚至指着上海《大公报》经理曹谷冰威胁他：“《大公报》如果不改正过来，我就枪毙你！”
这是《大公报》坚持“文人论政”，报道“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的必然结局。最后连王芸生也因发表同情学生运动的社评，1947年12月30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对他破口大骂。1948年7月，连续发表《在野党的特权》、《王芸生之第三查》等社论骂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桂林《大公报》向贪污宣战，当局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