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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3〕〔33〕〔4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36、45、323、35、151页。
〔2〕〔34〕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走我自己的路》（增订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23页。
〔4〕〔26〕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19页。
〔5〕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6〕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年版，第441～480页。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卷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8〕Joseph R。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5；pp。148～149。
〔9〕〔10〕〔11〕艾凯（Guy S。Alitto）：《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9、30页。
〔12〕〔15〕〔49〕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18、18页。
〔13〕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页。
〔14〕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0页。
〔16〕〔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9、271页。
〔17〕张宝贵编著：《杜威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3页。
〔18〕〔21〕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11页。
〔19〕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20〕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页。
〔22〕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9页。
〔23〕〔24〕〔25〕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44、4页。
〔27〕《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页。
〔28〕Anderson，Benedict；Imagined 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Verso Books； 1991；pp。42～46。
〔29〕〔31〕〔32〕〔36〕〔37〕〔51〕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J。 Hobsbawn）：《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87、10、178、175、214页。
〔30〕Smith；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Ethnonationalism in parative 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3；pp。15～16。
〔38〕〔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622页。
〔39〕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4～375页。
〔40〕李维汉：《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41〕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42〕〔47〕〔48〕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409、406、407页。
〔43〕张旭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页。
〔4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50〕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我们的冲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第9页。
〔52〕希利斯·米勒（Miller；J。Hillis）：《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
〔53〕《文艺研究》2000年版，第5期。
说明：本文曾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之“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学术研讨会（2001年8月23－25日）上宣读。
“文章报国”：百年回首《大公报》
？ 傅国涌
一
1958年，毛泽东对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1〕。
《大公报》有什么“好经验”？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1931年5月，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2〕。一句话就准确抓住了《大公报》的命脉。
自1902年6月17 日英敛之在天津租界创办《大公报》，中经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联手开创《大公报》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到1941年5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大公报》把中国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峰巅，成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胡适语）、舆论界的“一根柱石”（范旭东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状中说：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于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执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3〕
“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4〕此前东方获此殊荣的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张季鸾面对巨大的荣誉，发表了《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5〕
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地“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是王韬、梁启超以来文人办报的传统，也是《大公报》的传统，是新记《大公报》风靡乱世中国几十年的关键，在整个百年报业史上还没有另一家报纸曾经攀上这样的高度。百年回首，我们依然为此感到骄傲、激动、悲伤，甚至沮丧。
二
一百年前，英敛之初创《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标揭“大公”的旗帜，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无党无偏、直言敢谏而著称。熊少豪在《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中指出：“《大公报》创办之始，宗旨纯正，言论激切，一时声誉鹊起，惜锋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卒为某党所收买，坐是营业日散，销路日减。”〔6〕但它 “敢言” 的精神长久地被人们所记诵。
“办报非难，持久斯难，而百折不移卒能发扬光大者，斯尤难之难也。”〔7〕在中国报业史上能历经风云变幻、几度易主坚持下来并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个时代的应首推《大公报》。1926年9月1日，《大公报》中断了一年之后终于续刊，发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记公司大公报记者”），提出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排戏，一切无联带关系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