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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非常熟悉官方历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史过程的描述：自1840年来，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宰割、瓜分、蹂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唤醒了民族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革命的手段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中华民族以一个主权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种历史叙事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内在关系：一方面，民族国家意识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土壤，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极大地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马克思主义以反现代性的方式完成了对传统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这一描述其实也解答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原因。“1949年以后许多有自己明确的哲学观点、信仰甚至体系的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汤用彤、朱光潜、郑昕等人，也都先后放弃或批判了自己的原哲学倾向，并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的深度和准确度还可以讨论，但接受的内在忠诚性却无可怀疑……这与他们热情肯定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使国家独立不受外侮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44〕李泽厚的这一描述无疑是非常准确的——至少比那些只知道从道德和品格意义上指责知识分子“变节”的言论要清醒得多，只可惜他只能将这一现象放在“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中加以理解。
1939年，继梁启超论述“大民族主义”理论36年后，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概念作了如是界定：“我们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45〕
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者这一点上，毛泽东显然是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的：“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46〕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发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常常表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对抗，于是，这种对抗——反抗很容易被一些思想懒惰的人顺理成章地理解为“传统”对“现代”的反抗。只是这样的推论忽略了对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的辨析，那就是社会主义是在现代性之内还是在现代性之外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抗——以中国为例，是以传统中国为主体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对西方进行的反抗。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反抗就不可能迟滞中国的发展，相反会极大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正是酒井直树一再言说的一种事实：“东方对西方的扩张作出了反应，也对它进行了抵抗。然而，正是在抵抗的过程中它被结合进西方霸权，而作为一个契机，它促进完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历史。”〔47〕因为在酒井直树看来，“假如东方不曾抵抗，它永远不会现代化”〔48〕。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种“反现代的现代化”或“反西方的西化”，非西方人才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
三、赘语：“救亡”及其“民族国家”的未来
不管因此沮丧还是因此惊喜，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空前一体化的世界，曾经生活在一个因为差异而显得巨大而遥远的地球上的“人类”，如今自愿或并非自愿地迁徙到一个鸡犬相闻的“地球村”之中，过一种被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巴斯（Octavio Paz）所称的“命定地现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的生活。在这一被人们爱恨交织地称为“全球化”的演变过程中，作为“想像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49〕正是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人类的这种一体化过程才遽然加速，以令人眩目的速度，仅仅用两三个“世纪”的时间走过了人类数万年的历程，并进一步衍生出诸如“阶级”甚至“普遍的人性、人权”这样的更加宏大、更为抽象的现代性范畴，将人类带入一种被冠名为“全球化”的新生活。
仅仅将“民族国家”视为“想像的共同体”当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如果说在人类的童年时期通过血缘关系建立的认同是一种不需要“想像”的、具体可感的关系，那么从此以后所有的认同，包括建立在地域上的认同、建立在宗教上的认同、建立在语言上的认同、建立在文化上的认同、乃至“民族”认同以及民族国家——“主权”认同、“阶级”认同、“人权”认同，都是需要“想像”的抽象认同。只是这种认同政治的演变是循着一个不变的方向进行的，那就是认同的对象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需要想像力——越来越“现代”！
那么，什么是民族国家——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救亡”的未来呢？
显然已经不可能是曾经希望替代“民族国家”的“阶级”。1945年后，世界政治一分为二，分别由两个超级强权所领导。这两个超级强权就像两个巨无霸的民族国家，在各自的世界中完成了意识形态和经济、文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通过与资本主义对抗的方式完成了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启蒙。冷战结束的原因很多，然而，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则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完成了将这些前现代社会带入“现代”的历史使命。
对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未来，人们有过各式各样的猜测。一种很著名的预测是亨廷顿式的。这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虽然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然而，他认为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这种互为他者的政治认同溃散之后，阶级认同将重新回归文化认同。由于建立在历史、文化甚至宗教之上的“文明冲突”将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基本形式，民族主义将再度复活〔50〕。
在某种意义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确获得现实的支持。共产主义在多民族的南斯拉夫创造出的该地有史以来最长的民族和平已经被打破，苏联的解体也使多年销声匿迹的民族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这样的地域文化交相辉映，甚至在亚洲也出现了标榜“亚洲价值”的泛亚洲主义；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最响亮的政治口号。
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却与亨廷顿截然不同，在他看来，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在冷战之后，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民族主义都不可能再现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早期的风采，再度化身为全球各地的政治纲领。未来的世界历史绝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不管这里的民族定义指的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甚至语言上的。“新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是在这样的新的世界秩序中展开。这种新世界体系是由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这类大型的‘民族国家’联盟所组成，且完全由诸如‘国际货币基金’这类国际体进行操控……大企业的经济交易完全脱离民族国家的掌控。在上述种种发展中，民族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显然完全使不上力。”〔51〕
德里达亦认可这一推论，不过他的理由要简单得多。在他看来，改变一切的是电子传媒的出现。电子传媒终结了传统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爱情信件，而这些学科都是与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国家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结合在一起的。德里达因此断言，政治制度将退居第二位，民族国家的地位没落了〔52〕。
民族国家究竟日益茁壮或日趋式微；这个问题似乎应当交由未来的历史见证。只是在了解了“民族国家”及其现代性的发生史之后，我们或许有更多的理由接受后一种推论——如果连对现代性的反抗都只能是现代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还能够相信会出现“倒着走”的“历史”吗？
注释：
〔1〕〔3〕〔33〕〔4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3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