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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Firm》（律师事务所），有一段两位律师间的谈话。老律师问：你为什么投身法律？新律师就讲了一回故事：当他还在一家小餐馆做工时，一天税务官忽然上门来，因为店主偷漏税，餐馆关了门，老板也获罪入狱。老律师点头道：原来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不不，这位新律师居然很坚定地说：我做律师是因为我从中发现了一件事——The government can do everything！
尽管恋人们爱说，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但能够do everything的其实只有政府，只有政府手上的公共权力可以面向任何人。尽管税务官对那家小餐馆的所为，不过是公共权力再正当不过的一次牛刀小试。但即便如此，即便是在一个公共权力受到完善的宪政制度和行政程序约束的体制下，这样一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小case，也让这位年轻人感觉到命运无常、天威莫测，感到公共权力在政府手中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每个人的脑门。他不愿对此盲目，活在被宰制之下。他做律师是想介入其中，了解每一种权力像十八般武器一样，将在何时、何地、为何以及怎样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他的企图是利用法律，在一个公共权力无所不在的时代，去努力把握和保卫自己的私生活。
这样的一个律师，远远不是魔鬼的代言人。在一个法律统治下的社会，他不过是比大众更加接近自己的命运一点点。在影片《费城故事》中，那个身染艾滋病而被歧视的弱者，恰恰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律师。如果主角是其他身份，至少对于我就不会有那样的感染力。
在法律的统治之下（rule of law），主宰我们的那种权力是被阉割了，还是隐藏了起来？连律师都无能为力的地方，还有什么法器可以粉墨登场呢？
《叛逆性骚扰》
道格拉斯演一名遭受女上司（沙朗斯通的拿手戏）性侵犯的下属，并因抗拒而丢了工作。他找到一名专门代理性骚扰案件的女律师，准备诉诸法律。这时我们和可怜的男主角一样有些拿捏不准了：
男人告女人，怕是有点唐突？
然而，或者正是大多数场合下，体力强健的男性易于骚扰体质羸弱的女性这个事实，掩去了话语底下的真实。那名女律师断然无疑地告诉我们：
“性骚扰绝对与性别无关，性骚扰的实质，与权力有关。男人之所以侵犯女性，在大多数情形下不是因为他们生理上的优势，而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
像极了福柯的口气。那位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位死于艾滋病的学者，说出了一个也许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一样本质的事实：“知识就是权力。”话语背后的权力才是决定性的，让一切农民起义者都摆脱不了三宫六院和绫绸锦缎的宏伟叙事。
之所以又想到起义者，因为这个主演道格拉斯就是斯巴达克斯（老道格拉斯）的儿子。斯巴达克斯做角斗士的时候，也被握有权力的贵妇人性骚扰过。他的浑身肌肉被人家意淫，还当面肆无忌惮的哄笑。两代道格拉斯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但结局不同。
革命或者诉讼，究竟谁的选择更富有尊严？
《山雨欲来》
又是一个三明治。三段相互牵扯的故事，因果交错，把一场葬礼裹在中间一层。
我看这部影片时，距离科索沃危机还有一年。前南的种族清洗已经结束，不是山雨欲来，而是洪水过后。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穆斯林。这部影片展示的不是仇恨的因缘，而是后果。这就使我作为旁观者更加伤感。尤其在第一段关于一场不可能的爱情故事，甚至只给我留下了一个观感：阿尔巴尼亚人长得真漂亮！
尤其是男人。
修道院长在黄昏的花园抬头看天，背后遥远的地方，一个被追杀的异族女子逃进了修道院，也逃进了年轻的修道士荒芜的心间。这个镜头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当年迈的修道院长从花丛中抬起头，我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虽然知道下一句是如何地不合时宜，我还是固执的、反复的想到了这句诗。
修道院长采菊东篱下，抬起头来，说了一句话：
——山雨就要来了。
主张近代民权的梁任公，去了一趟欧美，回来说：黑人根本就不能算是人，活该只配做低贱之事。
在今天很多国人眼里，日本人也是个个变态的，本质上离禽兽也不远。可能基因都和我们大不相同呢。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幸好幸好，这些物种都不在我天朝境内。我们才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而见南山。别人的种族问题不过是拿来把玩的。希特勒为什么要杀尽犹太人？别看小日本张狂，哪一天国运衰落，流散各地了，保不定就是亚洲的犹太人，人人喊打。
杀一个另类和异端，杀张三娃或爱尔兰流氓、杀地主和反革命、杀黑人、杀越南人和犹太人，都不是“杀人”。那么杀谁才是杀人呢？谁才是杀不得的好人？
电影越看越多，我的神经越来越脆弱了。现在我居然坚持一个观点，在银幕上（包括盗版的电视屏幕上）杀人，就是真正的杀人。在银幕上装死，就是真正有人死了。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看戏看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