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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才是小镇上惟一对巧克力充满了仇恨的人。
朱丽叶就像是一条蛇，来到这个法国乡间的“伊甸”，再一次拿着花样百出的巧克力，对夏娃亚当们说：吃吧吃吧，“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越来越多的市民爱上了那浓浓的可可味，爱上了那种开始低烧的欲望。巧克力成为了将人们从拘谨的生活状态下搭救出来的白衣骑士，成为沟通亲情与隔阂的润滑油，甚至成为了改变婚后性冷淡的壮阳药。人们开始跳舞、欢笑，七旬老人也勇敢追求梦想多年的黄昏恋了。巧克力，伟大的巧克力。像伟大的凯撒一样莅临，“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在色香味之间，竟是如此轻易的破去了意识形态的守身如玉。
在一个像当年加尔文主政的日内瓦城一样的小镇，在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眼里，为什么巧克力会构成对于“以德治镇”的威胁？巧克力仅仅是情欲的某种象征吗？一个迷恋在巧克力当中的女人，也许就是天生的荡妇？一个像麦当娜在T恤上所标榜的“material girl”。而男人们居然喜欢上了巧克力，更加是放开闸门的洪水猛兽。巧克力让道德开始自渎，让统治者在深宅大院对大众的欢笑充满戒心。
不由得想起我曾呆过的某所学校。那位校长只要一看见两位教职工在一起窃窃私语，忽然间又爆出一声大笑，他便感到莫名的惊慌，和一种局面已不受控制的挫败感。就像影片中的每一个人借助了巧克力的神秘力量，越来越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时，惟有那个精通历史的镇长，对于自己的全能统治，却开始丧失去信心。
《哈里之战》
枪支泛滥，是我们常常诟病的美式民主几乎最不可救药的地方。
热兵器时代与冷兵器时代相比，有一个区别，就是政府对于武力的垄断。冷兵器是垄断不了的，即使秦始皇融天下兵刀，铸成十二铜人。但菜刀镰刀与青龙偃月刀、铁木棍子与丈八蛇矛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太大。一进入热兵器时代，当政府拥有了导弹、坦克和战斗机，基本上可以说，民众这才从此丧失了起义或是作乱的能力。所以现代社会中，我们只听闻世界处处都是部队叛乱和军事政变，但绝对不可能再有市民暴动。
这部美国老片便描写了一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一个普通市民哈里，面临警察局非法强加的无妄之灾，为保卫自己的房子不被拆毁，哈先生求告无门之后，以宪法为根据，拿起来复枪，开始对抗暴力机构。哈里的保卫战持续了数天，通过传媒的力量，最终真相大白。哈先生上了电视，成为令人人敬仰的“社会英雄”（令人想起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那个《出租汽车司机》），因为他体现和捍卫了美式民主的一个闪光点，并形象地诠释了一句格言：“枪是最好的平等器。”尽管这种事即使在美国，也只是一个好莱坞缔造的乌托邦，却可以从中彰显持枪自由的政治寓意。
这种政治寓意在美国有着历史的路径，不是可以照搬的东西。美国《人权法案》之所以赋予或说保留了公民拥有枪支的自由，根源于独立战争。人民拿起武器赶走了一个暴君，如果说这是正义和合法的举动，是革命而不是叛乱，那么顺理成章的，人民自然就有拿起武器赶走另一个未来暴君的权利。建国之初，大家认识到政府作为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拥有巨大公共权力的统治者，是极易膨胀、极易蜕变为暴虐的工具的。而武器不仅是一种平等的象征，更是在特殊时期一种可以反击政府越位的实际力量。
这种持枪传统的代价我们当然一清二楚。但我最关心的一点是，哈里先生算不算一个革命者？哈里先生犯罪了吗？
《毒太阳》
主人公密迪亚的音乐老师波里，在临终前充满沮丧地说：“真气人！我度过了如此多姿多彩的一生，但死之前居然看见了什么？载满鹅的火车！真气人，我看见的竟然是载满鹅的火车！老天！”
载满鹅的火车有什么不对吗？载满鹅的火车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够让一个音乐家死不瞑目。政治警察密迪亚逮捕了高托夫上校后，坐在汽车里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他在阴郁中重复念叨的，也是这句话，“载满鹅的火车！”这句话在一部描写革命伤痕的影片中，成为一句咒语。
显然，“载满鹅的火车”这句话没有诗意。
可以比较台湾诗人纪弦曾经让我喜欢的那一句诗：“载着吠月的犬的火车开过去了。”我想区别在于，“载着吠月的犬的火车”载满了梦想，而“载满鹅的火车”已经没有梦想了。“载着吠月的犬的火车”是属于个人的，而“载满鹅的火车”永远不再属于个人了。“鹅”在欧洲文化的符号里是蠢笨的，像我们的“猪”。试想吧，“载满猪的火车”，意味着什么？
在苏维埃，许多美好的歌曲和舞蹈被禁止了，球类项目也只有足球可以继续。当玛鲁莎的母亲在密迪亚回来的午餐前唱起波里生前最爱的歌曲，正如年迈的叔父所说：“那种气氛，生活的品味，再也没有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革命是与诗人为敌的吗？革命是否就是花间喝道、焚琴煮鹤？记得我第一次看见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们》，我觉得好美。因为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由女神袒露的胸部上。后来看了无数次，能够轻易地将目光移开了，才发现女神背后无数的枪火和前面的横尸遍野。那些堆积起来的尸首给我的震撼力远远超过了第一次女神的乳房所给我带来的。
如果将自由女神的乳房遮掩起来，穿上盔甲，那么我将承认，革命毫无诗意可言，《自由引导人们》这幅画也将毫无诗意可言。《自由引导人们》这幅画，就等于“载满鹅的火车”。
《现代启示录》
一定要先看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再去看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不能反过来。
当然你可以回过头去再看一遍这部影片，把你的感触做成一个三明治，把康拉德贵族化的语言夹在现代战争的枪火之中。
湄公河与刚果河没有差异，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也看不出实质的变化。沿着那条河流，其实是在沿着人性当中最黑暗、最容易被激起的迷津前行。片名中的“现代”，我觉得包括了属于康拉德的年代在内。原始与文明的对抗，不仅存在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更加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一个美军将校灵魂深处的杀戮之心，被惨烈的战争唤起。做一个世外桃源里的耶和华，或者齐天大圣，每一个独裁者都有过这般的欲念。在越战的最深处，湄公河的最深处，以及人性的最深处，撒旦坐在那里，等候一个前来杀他的特种兵。
在法国导演卢贝松的新片《圣女贞德》中，活在信仰里的贞德尚且为战争中的罪孽而迷乱，何况是离开信仰之后的我们。在某种形而上的意义，贞德的受难是罪有应得的。在世俗的角度，圣女贞德被出卖、被构陷。但在人性的最深处，贞德又如何能说自己是无罪的呢。
当影片中的美国战斗机轰炸渔村时，指挥官放起了瓦格拉气势汹汹的歌剧。从瓦格拉我想起了尼采，从尼采又想起了希特勒。
我在写到这里时，又想起了南京大屠杀和米洛舍维奇。
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其实就是亚洲与欧洲的不同。作为战败者和罪孽深重的肇事者，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真诚道歉和反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耿耿于怀的事。但在另一个方面，作为战胜国和受害者，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同样也从没有像欧洲各国那样将二战的罪孽归于欧洲，归于人类，不是去问：“德国究竟怎么了？”而是问：“欧洲究竟怎么了？”而我们从来不问：“亚洲文明出了什么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坏？”我们只是问：“日本出了什么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坏？”
因为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受害者。日本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生来就是特别坏的那种人。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没能拍出一部对战争有所反思的影片来。革命者杀反革命，叫做“消灭”；反革命杀革命者，则叫“杀害”。七岁到十四岁的天真小孩，在电影院看到潘冬子开枪杀人，全部都要欢呼鼓掌！
《律师事务所》
汤姆·克鲁斯主演的《Firm》（律师事务所），有一段两位律师间的谈话。老律师问：你为什么投身法律？新律师就讲了一回故事：当他还在一家小餐馆做工时，一天税务官忽然上门来，因为店主偷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