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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加以整合，形成一种显示规律的认识。从这一意义而言，治学术史是治文化史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
我国自古便有重视学术的传统。学术往往被推尊到至高地位。古人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1〕近人陈寅恪更指出，学术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2〕。而学术的累积尤为人们强调，所谓“水积则生吞舟之鱼，土积则生梗、楠、豫、樟，学积亦有生焉”。〔3〕由于我国历来着意于学术的累积，于是有五经、六经，乃至七经、九经、十三经的确立和反复疏解，有前四史、十七史，乃至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的代代编纂，使中国学术延绵不绝，传统未坠，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连续性学术文化。中国学人在注意学术累积的基础上，又追求学术的“因时制宜”。“袭故而弥新”〔4〕，“濯去旧见，以来新意”〔5〕被认作是治学的高妙境界。加之中国本土学术不断汲纳外来学术（如南亚佛学、欧美西学），彼此融会，更增添源头活水，使历代学术各具丰采，前后辉映。总之，中国学术既代代相因，又新旧更替，内外融会，形成一种波澜起伏的万千气象。
中国学术史因其漫长复杂，而带来研究的艰辛；也因其丰富多彩，而引人入胜。事实上，我们的先辈已在这个困难而又饶有兴味的领域披荆斩棘，劳绩卓著。从先秦诸子开始，历代都不乏有识之士对前代和当代学术作“分其宗旨，别其源流”的工作，他们或者从微观（对某一学者）、或者从中观（对某一学派）、或者从宏观（对某一时代各学派以至纵观古今各学派）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穷源竟委，各有创获。战国及秦汉之际撰著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礼记》中的《学记》、《儒行》等篇章便有对晚周学术的综述、分论和评议，成为学术史的嚆矢。汉代刘安主持编著的《淮南子》中的《要略》等篇，司马迁《史记》中的《论六家要指》、《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传》、《儒林列传》等篇，班固《汉书》中的《董仲舒传》、《司马迁传》，尤其是《艺文志》、《儒林传》更以较为整齐、系统的文字，记载、评介周秦以来的各个学派及其著作、思想。循此传统，以后各代史书，分设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文苑传、道学传、方伎传等包含学术史素材的专章。此外，在各类文集的序、跋中，在学者们的随笔、札记中，亦多有关于前代、当代学术流变的记述和评判。唐宋以降，朝廷编纂大型类书、丛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集历代学术大成，为考析流变提供系统的资料基础。始于宋代而盛于明清，还有学术史专书的涌现，继南宋《伊洛渊源录》、《伊洛正源书》之后，明代有《伊洛渊源续录》、《闽学源流》诸书，明末至清代，更有叙述学派源流并对各学派学说略加论断的“学案”式著作纷纷创制，如《元儒考略》、《圣学宗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儒林宗派》、《理学宗传》、《清学案小识》、《北学编》、《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以及民初编纂的《清儒学案》，便是其中的名著。至于佛教、道教则素来注重本宗教（及其内部各宗派）的衣钵授受、系谱传递、道术承袭的记录和研究。佛教“灯灯相传”的“传灯录”一类教派史著作，直接启迪了宋明以降诸“渊源录”和“学案”的编写形式。至近代，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师，则力图站在新学的高度，对中国学术史重加评判，并留下内涵丰富的论述。
（三）
前人对学术流变的追述、评论，当然都要受到自己学术观点的左右，见仁见智，各有创识。就总体而言，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在一元中又包蕴多元因子。这种进程也影响到各代学人评论学术流变的气度。在“处士横议”、“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期成文的《庄子·天下》，对先秦各学派并无特别的推尊和贬抑，关于诸子的分合变异及长短得失，都有较公允的评判，显示了学术多元时代的恢弘气象。以后，《史记·论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大体沿袭着这一传统，它们虽然承汉初思潮，显示了对道家的某种程度的偏爱，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对于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和优长缺失，都尽其可能地给予客观、平正的论列。当然，战国晚期也有学派性强烈的评议，如《荀子》、《韩非子》中论学术派别的几篇专文，党同伐异气息已渐趋浓厚，《荀子·非十二子》推重孔子、仲弓一派，抨击其他诸派；韩非斥儒士为蠹虫，而将法术之士加以抬举，但荀、韩毕竟尚未明确提出一个排斥异说的单线学统。两汉以降，随着“儒术独尊”的日趋明朗、定型，学者论学术流变大都逐渐落入儒学一脉独传的窠臼，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之说，便开其端绪。到唐宋时期，更形成流行于士林的“道统说”。这个由韩愈的《原道》始作俑（该篇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统系），由宋代理学家完成体系的“道统说”，以正统和僭伪为尺度，规范中国学术的发展程序。朱熹在《中庸章句》中编制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二程”这样一个系列，被视作对“道统”的经典性归纳。道统说的基本思想是孔孟学说，尤以思孟学派为正宗，与此相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应排斥在中国学术正统之外。两宋以来，虽有叶适等人批评道统说，但学界主潮则是奉道统说为圭臬的。清人熊赐履所撰《学统》颇有代表性，它以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九人为“正统”；闵子骞以下至明罗钦顺二十三人为“翼统”，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龙等一百七十八人为“附统”；荀子以下至王阳明等七人为“杂统”；老、庄、杨、墨、告子及释迦氏为“异统”〔6〕。道统说的价值在于它大体勾勒出儒家主流；其弊端是，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漠视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事实，甚至也未能公正界定思孟学派之外的儒家各派的历史价值。
晚明以来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中，不乏识见卓异的人物，他们虽然很少正面批判道统说，却能在自己的论著中挣脱这个范式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对某一时代的学术流变给予评述。这方面劳绩最著的是黄宗羲。他独立撰写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奠定基础，由其子黄百家、其徒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学案》，是中国最早的详尽而有系统的两部学术史专著。这两部断代学术史发扬王阳明“学，天下之公器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的反独断论精神，不拘泥于“正统”、“僭伪”一类衡量标准，清洗韩愈、朱熹等人在学术统绪上涂抹的神秘色彩和正统理念，着力于对明代及宋代、元代各学术派别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者生平、著作、思想加以考辨，尤其注目于师生授受对学术派别延绵、变易的影响，并有意陈列“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使“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8〕，并“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9〕，这就把学术流变的考察置于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尊重中国学术的多元潜质，敢于穷源竟委，博采兼收，正隐约预示着挣脱学术大一统枷锁的时代趋势。这是近代学者梁启超等人在研究中国学术史时，格外看重黄宗羲并编《节本明儒学案》以求推广的缘故所在。
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对中国学术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整理。其间编辑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由纪昀等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对各种学术专著勾玄提要，而且对各学术派别的发展脉络作分门别类的述评，“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10〕，为中国学术流变的探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近代学人致力学术史研究，超越古人的处所在于，视野更为开阔，观念及方法均发生近代转型。如对学术作分科解析，注意学术产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考察中外学术的交互影响、比较中国学术与异域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之异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