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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实上，他认为只是医生才谈得上救人；性爱与爱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实际上，特丽莎不过是六个偶然性因素带来的产物，他对她的爱不过是带有媚俗之嫌的想像，并且特丽莎并不一定会爱上他，他对他的同事的嫉妒证明了这一点，总之，一切“别样也行”。另一个例子是弗兰茨，他死后的墓志铭是“漫漫迷途终有了回归”，其掩藏的深义是他所抛弃的正是他真实的生存状态，他终于识破了媚俗的谎言，但这些却被克劳迪表达成弗兰茨走过爱情的弯路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怀抱。
超越媚俗由于背离大众的价值取向必然带有某种孤独的精英色彩，由于过分强调内省而对客观效果注意不够，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很容易导致对超越媚俗本身进行思考。难道作为超越媚俗标记的理想、信念就牢不可破吗？实际上，它本身就值得怀疑。不光是因为我们和特丽莎都搞不清楚如果特丽莎的鼻子每天都长一点，她还会是特丽莎吗？还因为特丽莎在偷情时，灵魂并没有制止反而躲在一边偷偷欣赏那肉体的狂欢。保持着对这些基本信念的怀疑，很容易使我们感到一种虚空。如果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层次，那么超越媚俗的结局必然是离开人类，因为即使在最具有牧歌和天国色彩的乡村，特丽莎依旧要服从于一定的话语权力；因为虽然卡列宁在我们看来是无欲无求的，但是实际上它也渴望建立和维护它的权威和秩序。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她就带有逃避现实，陷入超越媚俗想像的嫌疑；但如果超越媚俗的结果是离开人类和宇宙，那么这种超越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伟大的进军》一章中，昆德拉用急管繁弦般的论述层层剖析了媚俗，而在《卡列宁的微笑》一章中，他又用缓慢的忧郁的语调解构了超越媚俗的可能性，并暗示出其虚无性，这种反讽手法激起人们的思考。这实际上是由作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的。作家从东欧流落到西欧，跨越两种文化，无论是东欧的极权主义还是西欧的民主自由，无不以媚俗保持着自己的秩序，为自己的既定利益服务。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人或具有某种话语权力的人主动运用媚俗制造着公众的愚昧，使他们陷入到一种停滞的生存状态。同时，他们在特定时刻又会收回对大众的媚俗作态，代之以赤裸裸的霸权统治。超越媚俗所取得的成功和表现的壮举，在霸权统治面前和积极迎合这种统治的媚俗一样显得滑稽可笑，终变成虚空无形，这种挫败感使人难以承受。昆德拉运用这种反讽手法，通过对超越媚俗的虚拟化消解，呈现出一种真理，一种无限悲观的幽默：媚俗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媚俗，必须彻底荡除异化的文明。这是昆德拉运用小说的智慧暗示出来的。
注释：
〔1〕〔2〕〔3〕〔4〕〔5〕〔6〕〔7〕〔9〕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世界经典哲理小说集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432、591、 593、596、545、609、437页。
〔8〕丁东：《和友人对话》，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10〕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11〕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倾听另一种声音
？ 陈 鸿
早就听说出版了中译本的《卡扎菲小说选》，久觅不得，最近终于弄到了手。这是一本小书，页数不多，开本也很小。封面画与插图都很有情趣，带着浓郁的阿拉伯情调，同时又是地道的现代绘画，色彩异常艳丽。这样的书令人爱不释手。
也许有人要问，这位卡扎菲先生是哪国的作家？其实，他并非作家，而是政治家。我一说你就知道了，他就是利比亚的国家元首。职务不叫总统，曾一度叫过主席或总秘书之类。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段关于他的简介，那上面写出他现在的职务，那可是太富浪漫色彩了，叫做“革命领导人”。对这位卡扎菲，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他面目冷峻，爱穿长袍，喜欢住帐篷，即便在官邸的房间里也搭着一座小帐篷，会见外宾时就坐在里面与客人侃侃而谈。卡扎菲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社会政治理论，以伊斯兰教义为本，崇尚绿色，常常激烈地抨击美国。有一次惹恼了山姆大叔，美国曾派轰炸机远程奔袭利比亚的首都，炸了他的家。他的养女不幸遇难，他本人却没事儿。这样一位传奇性的国家领袖，居然有闲情写起了小说，这不由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翻开卡扎菲的《小说选》，才知道这所谓的“小说”，实际上是文学随笔。全书共收录12篇文章，以文学笔法写了他的所思所想，主要是他的环保思想和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文中不难见出，他内心有着三个深深的情结，即乡村情结、绿色情结与反全球化的情结。当然，这些思想的阐发与流露，是一点儿也不枯燥的，相反，却是处处透着机智与幽默。
卡扎菲是在游牧部落长大的，童年的经历在他身上烙下很深的印记。他曾就读于利比亚大学历史系，后入军校，在军中服役。1964年以少尉身份发起“自由军官运动”，五年后发动革命，推翻了国王，当了共和国的首脑。执政后，他有时会甩开同僚，抛下政务，连警卫也不带一个就跑到乡间，随意搭个帐篷住下来，独自思悟。害得他的部长们开着车全国各地去找，找到了，就苦劝他回去主政。
这本书起首的一篇重头文章《城市》，我想大概就是从这思悟中得出的结果。他以极辛辣的笔调，嘲讽了全球化背景下无理性扩张的都市。他说，城市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乐园，如果是乐园的话，它应该为达到欢乐的目的而设计，但是城市却绝对不是为安适、愉悦、有趣或是欢乐而建的。没有一个人居住在城市里是为了消遣，都是为了谋生，为了那个迫使他不得不在城市里生活的职务。以卡扎菲的看法，“在城市里没有自由，没有舒适，也没有清静”。你不可能想坐下来就坐下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甚至走在大街上，你什么时候想站下来都不可能。人的生存状态，在某个特定意义上，甚至降到了与猫类同等。譬如，“当你听到一辆汽车的刹车声，就会一下也刹住车，不由自主地说：这不是一个人就是一个畜生（被撞着了）！”
人何以居住在城市而不自由、不舒适？卡扎菲对此分析道，城市是人们出于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但当城市建起后，却成了一种异化力量反过来统治了人，成了“摆脱不掉的梦魇”。在城市里，什么东西都要讲价钱，奢侈品统统成了必需品。城市人没有能力抵抗时髦、新潮，哪怕那些玩意儿并不对他们的胃口，其实他们是抵抗不了那没完没了的消费。这样的趋向俨然成了某种规则。如果你是刚刚进城的乡下人，对城市习俗不适应，那么你准会成为全城的笑柄。“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按照自己的而不是城里人的意思、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去行事，那你在他们眼中就会成为一个怪物。”
城市这个异化物的最可怕之处还在于，它扼杀人的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制造冷若冰霜、麻木不仁。人们对公共事务不再热心，没有人去理会哪儿发生了火灾，他们想反正我又不是消防队员；看见打架斗殴或凌辱妇女的事也会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想反正我又不是警察。卡扎菲愤然写道：“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对这种事若不是这样漠然处之，就会被认为是天真幼稚。”
卡扎菲对城市的种种批判，最后归结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他不能容忍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他说：“这种不合情理的激烈、血腥的搏杀本身是故意搞的，城市就是要采取这种野蛮方式。本来是折磨畜生，让它们在竞争中累得筋疲力尽，利用动物的本能与天性让它们相争相克，如今竟也同样地折磨起人来，让他们痛苦，拿他们取乐，在他们头上下注赌博。”作为这种激烈批判的参照，则是他对乡村的自然化生活方式的由衷赞美。
无庸讳言，怀有浓厚乡村情结的卡扎菲，对城市的谴责是带有极端化色彩的，但他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即使是我们中国的城市老百姓，看到卡扎菲所指出的种种“城市病”之苦，也不能不感同身受。道德滑坡、污染严重、管理无序、治安恶化、盲目建设，这都是急剧扩张中的城市不可免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