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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张网，以它的柔韧和力度考验着人们在尘世浮沉中的身心承受力，标志着人们价值选择的高下。那么，它是缘何产生并如何实现对价值判断和认可的剥蚀呢？
人生是一副没有目的的草图，是由每一次选择连缀而成的杂乱的轨迹，不知会走向何方。对主体而言，一方面由于不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而增加了选择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尼采所揭示的永劫回归所带来的重压。这些重压冲击着自我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氛围所形成的美好的理想、信念、情操这些原则性标准，使自我的价值定位陷入两难境地。
人类需要通过某些认知的、价值判断的或实践的对象物来确定自己。拉康理论中“镜像阶段”的主体是分裂意识与无意识的主体。无意识来源于对欲望的压抑，而意识则根植于向社会规范和法律秩序这一语言体系的求同。主体的这种分裂为自我确认增加了难度，因为自我价值的确定具有了双重标准。而媚俗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软着陆，使具有超我色彩的理想情操、信念降级附着到既定的群体共识和思维模式之上，同时，这一下坠之力又将摆脱重压的本能欲望弹射到为大众习俗所认可的平面上，消弭了双重标准造成的深度空间给人的精神造成的挤压感。
所以说媚俗是一种生存本能，不论是卖力的表演还是挖掘隐私、自我标榜都是为了摆脱对自我、对社会的责任的重压而获取一种轻松的存在。既定的模式秩序是大众基于各自的生存境遇的对策所形成的合力平衡，具有内在本质上的中庸妥协性和表现上的党同伐异性。媚俗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控制、相互感染，通过动态的同化使个人陷入到一种死气沉沉、麻木混沌的生存状态，并体现了使个人逃避责任和惩罚的巨大包容性。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把公众的、世俗的、权贵的选择和判断等同于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差异性和多样性”〔8〕，排除了积极能动的超我意识，背离理想、信念等价值追求，丧失了认知、行为的原则性标准，标志着人的灵魂的失落。
昆德拉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强人，足以完全逃脱媚俗。当媚俗具有绝对的权威时，几乎没有人能够远离它，同时，当它被识破为谎言时，它就会变得同人类其他弱点一样动人。”〔9〕所以对媚俗的叛逃几乎看不到希望，对自我价值的寻求几乎令人气馁。但有一些理论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拉康在现代精神分析学中把“我”区分为陈述主体（sujet d'énoncé）和陈述活动主体（sujet d'énonciation）〔10〕；托马斯·曼也说：“我们思考行动，我们思考思想，但是在我们这里，思想着与行动着的却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人。”〔11〕这种对“我”的区分把消解了深度和平面化的人重新置于一个多维空间。在那儿，多种价值观、道德、信念、理想相互激荡，使个体的自我反省获得意义载体，通过对自我客体化的审视真正使自己变成主体。于是，超越媚俗成为可能。因为主体的自我反省使他的行动延宕，从而对何去何从有了更加慎重的选择。
超越媚俗要具备敏锐的认知，要勇于深刻地反省，要善于穿越公众目光里的喜怒哀乐捕捉那隐藏在底层的欲望暗流，不为其左右，并敢于正视生命的荒谬、怪诞与沉重，反流俗之道而行，不取媚于权贵，淹没自我；不炫耀生存智慧，而是凸现灵魂的力量，做一个悲剧的英雄。这意味着在超越媚俗时必然会面临许多艰难的抉择。
这些抉择首先会使人陷入一种生存困境。它不仅意味着良好的社会声誉的丧失，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人际关系的障碍，孤独、误解等否定型情感的体验，而且还摧倒了事业、自由这类标示个人生命支柱的“非如此不可”的东西。譬如托马斯，他一向把当医生作为他的第一生命需要，并且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它，他才算真正的救人。但这一切都伴随着那篇时事评议消失了，他由一个受人崇拜的外科医生变成了一个发放阿司匹林的店员，之后干起了窗户擦洗工，最后蜗居在乡村直至遭遇车祸。
这种抉择还引起灵魂叛逃的危险和痛苦。存在决定意识，生存境遇的艰难形成对意志的强烈冲击，使人产生一种逃离自己所坚守的一切的欲望，去追求一种不负责任，没有挤压和负担的轻松。这种意识的增长和对灵魂操守的碰撞使人产生自我分裂的痛楚。还有一种痛苦，即自己的理想、信念在现实中一直无法实现，以至使人怀疑它的存在，而这种理想是个体实现自我确认的惟一依据，是他的惟一选择。譬如特丽莎，她一直追求灵肉和谐，把这当作自己的生存信念，所以她也要求自己深爱的托马斯保持对她的忠诚，但是托马斯的“性友谊”总是给她带来他的不忠的证据，她感到绝望和痛苦，因为这等于依旧把她送回到那个她曾经逃离的世界。于是，作为报复，她渴望灵魂和肉体的分离，而去和工程师幽会。但在这里，她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因为这不仅不是她自己的抉择，正如彼特林山的梦境所揭示的一样，而且她依稀看到一切“别样也行”。
以上都是为超越媚俗所进行的艰难抉择所带来的难以承受之重，这使我们体味到某种崇高的意味。文本中的主人公无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抗着媚俗，时刻经受着灵魂的煎熬，这不光是因为在反抗媚俗的过程中自身力量的软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或多或少看到了超越媚俗的某种虚无性。他们陷入到了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境地，他们反媚俗的英雄姿态变成失重，成为一种难以承受之轻，飘荡在消解一切意义的虚无里。
如果把超越媚俗看做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对这一壮举意味的颠覆。
从超越媚俗的目的看，萨宾娜坚持认为：她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她这一生都是与媚俗的抗争。她背叛了弗兰茨，背叛了她的移民的捷克同胞，因为她看出了别人的同情是虚假的和无关痛痒的，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博爱与正义，而本国的同胞则把这种苦难当作引入怜悯的资本，而根本不会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因为那样会打破他们目前舒服的生活环境。但萨宾娜的背叛是否就那么纯粹呢？实际上，她背叛的同时也逃避了一种责任、义务，潜藏着追求轻松生活的无意识。她背叛弗兰茨不只是因为后者对她的误解，也是为了避免承担婚姻的责任，缺乏与弗兰茨写下一段生命乐章的耐心；她背叛她的同胞也并没有拿起武器参加战斗，而是更加远离了她的祖国，成为了一个无根的漂泊者。这种“轻”如果进入主体自我的反思范围则会显得不能承受。
从超越媚俗的手段看，超越媚俗应该高扬自我，通过体现自我特异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借助于流俗所用的一系列谎言、欺骗等伎俩达到自己的目的。譬如先入之见总是悄悄控制着人的无意识领域，是媚俗者最常用的工具手段。但也正由于它的深层沉潜，使人不易觉察到它。所以，人们一直相信巴门尼德的话：轻为积极，重为消极，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故而，只有真诚的超越媚俗者才能认识到这其中隐藏着一种被忽视的真理。但在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前，已毫无知晓地使用了媚俗的工具。特丽莎最后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特丽莎总是用她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把自己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这二者的侵略性使托马斯退却、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隐喻性地变成了她怀中的兔子。而实际上她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而不应该以貌似宽容的假象诱惑托马斯，以得到他的爱，因为这样的爱带有自私的性质，不脱媚俗的窠臼。
从超越媚俗的结局看，它促成了悲剧形象的塑造，但若推究这一过程的起点，就会发现有许多偶然性因素导致了这一结局，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还因为主体付出惨重代价的行动没有实际意义的彰显，并且被别人以媚俗的语言评价或被别人冠之以媚俗。文本中的例子是托马斯。托马斯在他的一生中因为特丽莎的爱接连抛弃了“医生”和“性友谊”这两个“非如此不可”（事实上，他认为只是医生才谈得上救人；性爱与爱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实际上，特丽莎不过是六个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