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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三查》等社论骂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桂林《大公报》向贪污宣战，当局几次来报馆抓人，徐铸成说文章是他写的，如果要抓就抓他。
李纯青发表一篇言论激烈的文章，国民党当局要追究责任，胡政之说：“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上刊载，一概由我负责。”事后一句话也没告诉本人。
这就是《大公报》坦然直面权势的表现。
《大公报》长期坚持国家中心论，在外敌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它的选择已永远载入民族抗战的史册。从1931年，天津《大公报》作出“明耻教战”的决策，长篇连载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到1937年12月14日，上海沦为“孤岛”，《大公报》拒绝送检，断然停刊，同时发表掷地有声的两篇评论《暂别上海读者》、《不投降论》：“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15〕
从张季鸾在武汉《大公报》发表的一系列震撼人心、影响至深的社评，到1941年12月13日香港沦陷前夕，《大公报》与读者悲壮告别，以“ 留取丹心照汗青”相许。胡政之甚至说，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
王芸生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16〕《大公报》对国共重庆谈判虽然充满希望，王芸生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等热情洋溢的社评，称之为“大团圆”、“大喜事”，但谈判结果一公布，其态度就变得非常冷静——“检读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言说，是满意或失望，只觉得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予以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以第三者的立场批评共产党，《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发表了《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国民党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共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它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土匪’”〔17〕。比如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派范长江去西北采访，都是当年罕见的举措。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无论是坚持批评当局，还是批评革命党的立场，甚至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条道路”。这些完全都是它独立的选择。既是《大公报》人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所有一切宣传，几乎全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吴鼎昌离开《大公报》后“便不再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部活动……录用新人必须无党无派……《大公报》称为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组织。”〔18〕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报》社训虽然只有“不私”、“不盲”两条，但并不表示他放弃了“不党”、“不卖”的追求，他们一贯不接受政治津贴，保持经济独立，“文章报国”是他们始终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为人诟病的两个“污点”，——官方牌价购买二十万美元外汇、被逼去国民大会签到也无法遮掩《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熠熠光芒。
五
作为《大公报》重要言论特色的还有由社外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有人说它与社评、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四大特色”。这是《大公报》所独创。1934年1月1日，《大公报》登出《本报特别启事》，每星期天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张季鸾提出这个设想，一是减轻写社评的负担，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从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即使炮火连天、敌机轰炸之下也没有间断过，共计发表了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人。
最初担任撰述的只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八人。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以大学教授及各界名流为主，还包括个别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这一点和《大公报》编辑、记者的情况相似，以无党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容并包，不少左派记者都在《大公报》成名）。第一篇是胡适当年1月7日发表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独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其中有些文章也作为“星期论文”出现。
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拉斯基的《对于中国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天开始，向来请本国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将“公开于世界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是《大公报》准备“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联名发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经济学、社会学教授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 鲍觉民、伍启元等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未作“星期论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 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 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吴世昌、陈铭德、赵超构等二十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6年1月6日，沙学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礼、干锋、吕复、蒋孟引、朱伯康、吴斐丹、程式等十位无党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产党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开始建国”〔19〕。这些言论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独立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大公报》的立场，却是《大公报》文人办报的理想所在。报纸以言论为重，总编辑主要就是抓言论，自己也笔耕不辍，张季鸾弥留之际还不断与王芸生讨论评论的写作。
胡政之在1936年说过：“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才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20〕
这番话不仅是胡政之个人的观点，也是《大公报》始终坚守的信念。客观公正、超然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等，实际上就是追求言论、新闻自由，以实现他们“文章报国之志”。
六
1935年吴鼎昌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离开《大公报》。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辞世。整个抗战期间，即使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大公报》还到处开花，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六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九万多份。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二十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却是中国报纸所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