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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对英国波斯可以宣称它的国家形象早在居鲁士王和大流士王的古老帝国时代就已经形成，公元前五世纪时帝国的版图就从印度一直伸展到今天的希腊和利比亚。后来的帕提亚帝国在如今的伊朗兴起，成了罗马帝国的东方劲敌。波斯是亚洲与西方贸易和征战的交通要道。军队和平民像潮流一般不断地熙来攘往，有的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亚历山大大帝从西面打过来；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又从东面打过去。十八世纪末叶一个称为卡札尔的贪婪的王朝控制了这个被好战的军阀和部落联盟割据的国家。卡札尔王朝艰难地统治了一个半世纪，及至十九世纪，这个屡遭侵犯的国家发现它正受到一种新形式的外国压力——俄罗斯和不列颠为了支配波斯展开的外交和商业竞争，为了设法在两大强国之间挑拨离间，摆脱两大强国的压力势必成了卡札尔王国的当务之急。
英俄两国的抗衡使波斯成了大国强权外交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把波斯形容为“一盘支配世界棋局中的一只棋子”。进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俄国在中亚无情地进行扩张和侵吞。俄国人的欲望还超出中亚，进而想控制同它毗邻的国家以夺取一个不冻港。对英国来说，俄国的扩张是对印度及其一带的直接威胁。一位英国外交官在1871年时说过，任何支持波斯反对俄国前进的力量“对印度的安全都是有利的”。俄国在亚洲地区全面地出动；1885年它对邻国阿富汗发动了攻击，几乎导致俄国和英国开战。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俄国又对波斯施加压力。面对这种新的攻势，英国设法使波斯保持领土完整，让它在俄国和印度之间充当缓冲器。两个大国为此在石油开采租借权、贷款和其他经济外交问题上扩大势力，明争暗斗。但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之后，英国处于不利的地位，形势越来越明显波斯有陷入俄国支配的危险。俄国正企图在波斯湾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波斯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俄国的经济结合在一起。照英国公使哈丁的话说，波斯国王穆萨费尔。厄丁“只是一个老小孩”，而“波斯的君主体制是一个古老的长期管理不善的集团，不管哪一个外部世界的大国只要肯出高价，或是对其腐败的毫无防御能力的统治者大声恫吓，它立即就会俯首称臣”。哈丁担心这个外部世界的大国很可能就是俄国，因为“波斯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由于他们的骄奢淫逸和愚蠢已经处于对俄国俯首帖耳的地步”。俄国人。对两国关系中的经济问题并不十分关心；一位俄国官员指出，“同七八百万衣衫褴楼的懒人做生意有什么利益可言呢？”俄国人想要的是确保他们对波斯的统治并把其他大国排除在外。对于哈丁，英国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抵抗如此“可恶的”侵犯。
达尔酉的石油投资计划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英国在波斯获得开采石油租借权有助于矫正英俄力量的平衡。因而英国对这一项投资计划给予支持。俄国公使发现达尔西在进行石油租让权的谈判后怒不可遏地出面阻挠，使谈判进展缓慢。但是当达尔西派到德黑兰的代表把又一笔五千英镑现款摔到谈判桌上时，他向达尔西回报说，“急需现款的国王立即表现出想签署租让协定的意愿。”这笔额外的现款发挥了作用，1901年5 月28日国王穆萨费尔。厄了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协定。签字以后他得到两万英镑现款和价值两万英镑的股票，还有一年纯利润“的16％——尽管这些条款都有待解释。（这些条款后来都引起很大的争议。）达尔西则获得为期六十年的在这个国家3 ／4 的土地上开采石油的权利。
开始的阶段达尔西避免在靠近俄国的五个北部省份开发石油，为的是不“刺激俄国”。但是英俄之间的对抗并不因此而停止。俄国人现在想方设法建造一条从巴库到波斯湾的输油管，这项工程不但能把俄国煤油出口到印度和亚洲市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可以把它的战略影响和势力深入波斯和整个海湾地区以至印度洋沿岸。英国人为反对俄国人的计划在德黑兰和圣彼得堡两地同俄国人激烈争辩。英国驻德黑兰公使哈丁警告说，这项铺设输油管的计划是“荒谬的”，即使建不成“也会使俄国人有借口在波斯南部派遣测量人员、工程师和哥萨克的保卫部队，为进行隐蔽的军事占领作准备”。英国人的反对奏效了；输油管没有建成。
达尔西派到德黑兰的谈判代表为达成协议而兴高采烈。不仅仅因为这份协议对达尔西有利，而且“在商业上和政治上对英国都有深远的影响，使之能在波斯大规模地扩充她的势力”。英国外交部虽然拒绝承担直接的责任，却愿意对达尔西的努力给予政治上的支持。可是驻在当地的哈丁却持怀疑态度。他了解波斯——－一它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在地理上和后勤上的畏惧心理，以及这个国家近年来所缔结的租让协定都劳而无功。他告诫说：“在波斯的土地上，不论有无石油，近年来有许多能使这个国家在商务上和政治上获得复兴的计划都以失败告终，所以要预言新近达成的这项投资协议的未来是草率的。”
那末是什么力量吸引达尔西从事这项风险投资——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是“在一个遥远的不安定的国土上从事大规模盲目开采”的呢？答案当然是大量财富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和想成为第二个洛克菲勒。再就是达尔西在澳大利亚金矿上的赌博使他发了大财。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达尔西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他是不会在这项投资项目上冒险的。这是一宗很大的赌博，规模要比他的澳大利亚金矿大得多，而且参与赌博的人也比他料想的多，遇到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复杂问题也是澳大利亚所没有的。总之，这项投资计划不是很明智的。开支也大大地低估了。开始的时候别人告诉他钻两口油井将需要一万英镑。结果是四年内他亏损了二十万英镑。
出师不利达尔西没有组织机构，没有公司，只有一名秘书处理他的商业信函。为了经营波斯的投资业务他雇用了乔治。雷诺兹作帮手，雷诺兹是皇家印度工程学院毕业生，具有在苏门答腊钻井的经验。选定的第一个钻探地点在贾苏赫，地处波斯西北高原，非常荒凉，接近后来的伊朗——伊拉克边境，到德黑兰比到巴格达还远，离波斯湾有三百英里。那个地方地势险峻，整个地区内总共只有八百英里道路，很多地方都由不承认德黑兰权力的好战的部落统治着——更不用说承认德黑兰的开采石油的租让权了。波斯军队的司令员们把他们的士兵租给当地地主作园丁和工匠，把士兵的薪饷放进自己的口袋。
当地人极端缺乏技术，事实上地域上的排外情绪远较文化上对西方思想、技术以及对西方力量的敌视更为严重。哈丁在他的回忆录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占优势的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狂热，对政治权威的抵制，以及对所有外部世界不论是基督教徒或逊尼派穆斯林的猛烈的对抗。“什叶派穆斯林对最初的四位哈里发（政教合一的领袖）的仇恨依旧那么强烈，以至于这一派的一些狂热分子常常以玷污这些篡位者特别是奥马尔的坟墓来使自己早日进入天堂，奥马尔是他们在麦加憎恨的主要对象。这种情绪只有用虔诚的虚伪才能予以遏制……这种教义认可优秀的穆斯林为了真正虔诚的目的而表现出的虚伪甚至撒谎为合法。”然后，他为对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争斗，对什叶派忠于波斯政治制度的影响给予了太多的注意感到歉意：“我接触这个问题也许是过分详尽了，但是这个问题——我认为今后将继续如此——是波斯的政治和思想的重要部分。”事实上情况一直是这样的。
摆在面前的任务是令人气馁的。每一件设备都必须运到波斯湾的巴士拉，再换船溯底格里斯河上行三百英里到巴格达，然后再由人背骡驮翻山越岭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才能到达钻探现场。一旦设备运到，雷诺兹和他率领的包括波兰人、加拿大人和巴库来的阿泽里人等组成的一伙就千方百计地把机械拼装起来使它运转。在阿泽里人眼中，甚至原始的独轮小车都是惊人的重大发明。
达尔西在伦敦担心进展太慢，于1902年4 月打电报给雷诺兹说，“严重耽误，请加快速度。”但是拖延已经习以为常；真正开工钻探已经是半年以后的1902年岁末了。设备不断地发生故障，虫多成灾，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