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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再度发生在油轮和后勤上。正常的石油流通必须大规模地重新组织。非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转向运往遭受禁运的国家（或者，拿美国来说，石油从海湾沿岸运到东海岸），而原先是运往美国、英国和德国的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现在却要往别处运了。苏伊士运河的封锁和地中海输油管的关闭意味着，正如1956年一样，要绕过好望角，航程大为延长，从而造成疯狂抢夺油轮的情况。英国石油公司发觉重新组织运输的工作如此复杂，故而它放弃使用计算机——因为它不能很快地编制程序——而回到使用纸和笔。然而，“长得多得多”的航程所提出的要求可以比原先所期望的易于满足，这是由于发展了“超级油轮”——1956年苏伊士危机所促进的一个发明创造。到了1967年，苏伊士危机之后仅仅十一年，已经有了比1956年时的油轮容量大出五倍的超级油轮。还有日本制造的六艘超级油轮，每艘总载重量为三十万吨，比1957年的标准油轮大七倍。这六艘油轮已经作好服役准备，将穿梭来往于波斯湾和欧洲之间。
尽管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忧虑重重，问题经证明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严重。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动静渐趋平静，而且一旦阿拉伯输出国使它们的生产恢复运行，那次的最大限度的损失约为每日一百五十万桶——等于正常情况时运往三个遭禁运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数量。损失的一百五十万桶可以在极短时期内补上，办法是动用充足的存货以及日后从其他地方增加的生产量里予以补足。七年以前，在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把美国的闭井油说成是“一旦得不到中东石油时欧洲安全的主要因素”。这个假定在1967年经证实了。美国政府中有些人——以及得克萨斯独立经营者——提出的国家安全论点，赞成按比例配给，事实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美国持有一宗大规模的闭井油储藏量可以迅速地命令转人生产（尽管这储藏量也许没有像公开声称的那样大）。连同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和其他各州的相应机构的分配，美国的产量每天上升近一百万桶。委内瑞拉的产量每天增加四十余万桶，伊朗的产量每天增加约二十万桶。印度尼西亚的生产也上升了。
到了1967年7 月，六天战争以后仅一个月，“阿拉伯石油武器”和“有选择的禁运”明显地失败了；供应正在重新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外国石油供应委员会停留在扮演一个信息性和顾问性的角色；为了联合行动和反托拉斯豁免的正式的紧急状态机制永不需要了。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各自都在运行，已经设法对付和处理好这个局面。
最大的输家倒是执行禁运的那些国家。它们放弃了相当大数目的岁入而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再者，它们接到帐单，要求他们向埃及和其他“前线”阿拉伯国家不断提供大量补助。扎基。亚马尼开始公开质询在这种情况下禁运有什么价值可言。不是所有人都予以同意。伊拉克就号召对所有买主彻底禁运石油三个月，给西方一个教训。但是它的这个要求在其阿拉伯兄弟中间没有。个人接受。1967年8 月末在喀土穆举行的一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纳赛尔（他为了阻止一次政变而把一百五十个被逮捕的高级官员留在开罗）承认他的国家完全破了产，不名一文极需金钱。参加会议的领袖们都认识到把石油从油井里抽出来赚取石油收入是正确的该做的事；这个认识代表了“积极的”阿拉伯战略的主张。到了9 月初，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的输出禁运取消了。
在这一时刻，短缺的危险都消失了。即使在8 月，阿拉伯产油国一方面还在遵守有选择的禁运令，另一方面已经把它们的总产量提高来补足损失的产量并抓住整个市场份额不放。结果，阿拉伯在8 月的总产量比六天战争以前的5 月份的产量实际上高出8 ％！单单阿拉伯产量的增加比由于尼日利亚内战而造成的损失高出一倍。
尽管这次最近的混乱相当容易地对付过去了，但是事情可以变得更严重和更困难，倘使各个输出国的总产量继续受到阻碍的话（不管是出于自己决定或出于政治不安定）或者事情是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发生的话。美国内政部在它作出的关于处理那次危机的报告里得出两个教训：分散供应来源和维持“一个庞大的灵活的油轮队”的重要性。在危机后的时期里，伊朗国王总是渴求提高产量，他提出一个巧妙的主张，他认为这个主张会吸引华盛顿的决策者和赢得他们对他同石油公司继续斗争的支持。他说，伊朗应当获得一个输入美国的特别限额，输入的石油将在废旧的盐矿里存储起来作为战略储备，这样会使美国获得更大的安全感和供应灵活性，同时也给他一个新的市场出路。但是，还得经过另一次石油危机才能使这个明智的主张得到贯彻。
到了1967年，情况很清楚，能取得的供应至少在短时期内的确将超过需求，这是因为六天战争结束后全世界生产普遍地高涨。在10月，《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的标题是“中东战争引起短缺恐惧，新的供过于求消除威胁”。《汽油杂志》已经在提醒可能有一个新的危机——“供应过剩”。石油工业的总裁们对石油供应不再担心，而是在回忆1956年苏伊士危机引起的反应如何在五十年代后期加剧了市场的过剩，并导致美国实行输入限额和牌价的削减——以及欧佩克的诞生。看来钟摆又一次要向大家都太熟悉的由短缺到过饱的进程摇摆过去。 煤炭局的卡桑德拉
六天战争的结果看来证实了石油供应何等可靠。碳氢人继续认为他的石油是理所当然的一码事。石油规定和推动了他的生活，但是由于它是如此普遍存在、如此地容易取得，以至于他很少想到它。毕竟石油是在那里躺着，丰富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价格又低廉。它像水那样流着。石油过剩已经有了近二十年了，一般的看法都认为石油将一直继续下去，没有定限，是永远不变的。这当然是石油工业里大多数人对事物的看法。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切夫隆）的一项研究于1968年后期报告说，“现成原油过剩的‘威胁’很大。在许多地区，要增加生产的压力将继续存在，即使超过了市场的要求。”如果消费者对这件事有所思考的话，他们也会期望低廉的石油继续存在，实际上犹似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所有物，而不是某些可以改变的环境的产物；他们主要关心的事莫过于在价格战期间，要不要再往前驾驶一两个街区，可以每加仑省下两分钱。
持不同意见者和怀疑论者也是有的，他们提出问题并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其中有一个是德国出生的经济学家E。F。舒马赫，他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曾在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三十年代后期在英格兰永久定居。他有一度为《经济学家》杂志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撰稿；1950年担任国家煤炭局的经济顾问，该局控制英国战后已经国有化的煤炭工业。实际上他隐名担任这个职务：二十年之久。但是弗里茨。舒马赫具有一个想象力丰富和开阔的头脑。他后来着迷于佛教。他为发展中国家调查研究他所谓的“中间工艺”来替代高成本和从西方抄袭来的陈列柜式的工业规划。
作为煤炭局的顾问，舒马赫还有一个具体项目要护卫。他受托向煤炭工业在它同石油争取市场份额的剧烈斗争中，提供知识上的粮草。他是最坚强的人物之一，是站在最后成为（看来是无可避免的）输家一边的，他怀着怨恨和遗憾看到煤炭这样不体面地从“万应药”王位上被废黜了。以后，他会大大受到环境保护论者的赞美的，但是当时他却在保卫煤炭这个肮脏的燃料和反对采用石油。不过他的焦点是放在消耗殆尽的问题上，不是放在焚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