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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稳了，你们这些无赖！”——永别了，阿巴丹与此同时，油田和炼油厂停止运转了。英国人设法发动禁运，方法是对油轮主进行威胁，如果他们装运“盗窃来的石油”将诉诸法律。此外，英国禁止货物运往伊朗，英格兰银行中止原来给予伊朗的金融和贸易方面的便利措施。总之，对付没收的做法是搞经济战。
伊朗议会通过了一条法律进行报复，谁被发现犯了“怠工和疏忽职守”罪应受死刑的惩处。有人写信给英伊石油公司驻伊朗的总经理埃里克。德雷克，指控他犯了这样的“怠工和疏忽职守”罪。经英国大使的劝告，德雷克匆忙离开伊朗，乘着一架小型飞机溜了。此后他就在伊拉克的巴士拉的一个办公室管理伊朗石油经营，后来又在波斯湾的一艘船上办公。在苏伊士与英国参谋长等人见面后，他用了化名飞回英国，到了英国他突然被召去参加艾德礼的一个内阁会议。这个邀请使专制的威廉。弗雷泽爵士大光其火，他没有受到邀请以及他本人太忙没有去见德雷克；但德雷克毕竟不是别人而正是莫伊石油公司的人，一个处于危险的人。尽管弗雷泽生气，德雷克还是去参加了会议，为了躲避新闻记者，他通过后花园的一条秘密通道进入唐宁街10号。德雷克向内阁陈述说，如果英国对阿巴丹无所作为的话，最后英国将失去更多的东西，包括苏伊士运河在内。接着他被带领去会晤反对党领袖丘吉尔。丘吉尔在就他与内阁讨论的事提了些考问之后，突然咆哮起来，“你带着手枪吗，德雷克？”德雷克解释说他已经把他的手枪交给了伊朗当局，因为那里通过一条新的法律，规定未经批准持有枪支者须判死刑。“德雷克，你可以用枪打死一个人的。”丘吉尔提醒他，“我知道因为我干过。”
在哈里曼和斯托克斯的使命失败后，英国政府又一次就使用军事力量占领阿巴丹岛和那里的炼油厂问题进行辩论。事实上，秘密的军事准备已经远远提前，因此到了1951年9 月，占领阿巴丹岛的行动可以在不到十二小时内发动起来。但是，能得到什么呢？整个伊朗难道不会联合起来对付英国人吗？难道他们不会冒同美国决裂的风险吗？无论情况如何，使人意外吃惊的因素已经没有了。艾德礼对他的内阁成员说，“如果在阿巴丹剩下的英国职工也被赶出，那对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耻辱。”但是英国政府决定反对使用武装力量来阻止被驱逐。回想起来，在危机发生的头几个月内公众曾威胁要用武力，但随后并没有这样干，有人就把它看作是英国在中东所享有的信任和地位真正开始结束了。
1951年9 月25日，摩萨台给最后一批留在阿巴丹的英国雇员们一个限期，不多不少一个星期内必须撤走。几天之后阿雅托拉。卡萨尼宣告实行一个特别的全国性假日——“对英国政府仇恨日”。在阿巴丹的炼油联合企业里，英国的石油人员和医院里的护士为了自娱举行了一个歌唱和讽刺剧的晚会；活报剧的名称是：“站稳了，你们这些无赖！”
10月4 日早晨，石油人员和家属们聚集在他们的社交中心体育俱乐部门前。他nJ带上钓鱼杆、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棍；有几个人带上他们所豢养的狗，尽管他们大多数的爱畜都已弄死了。这群人不仅包括炼油工人，也有管理宾馆的不屈不挠的那位女士。仅仅三天以前，她还用她的伞来阻止一个伊朗坦克司令员驾车越过她家的草坪。牧师也来到俱乐部前的人群中，他刚把那座小小的礼拜堂锁上，那里面存有这个海岛社区的历史档案——“在阿巴丹出生、受洗、结婚和死亡者的记录”。
等着所有这些人的是英国巡洋舰“毛里求斯号”，它将把他们带到上游的伊拉克境内的巴士拉这个平安的避难所。一边是军舰的军乐队在举行少见的礼节仪式的同时演奏了伊朗国歌，另一边是伊朗海军的汽艇在巡洋舰与海岸之间穿梭往来。到了中午时刻，人都上了船，“毛里求斯号”开始缓缓地向巴士拉驶去。军乐队继续在演奏，不过现在奏的是“博吉上校”。乘客们也大声歌唱，在炎热的阳光下汇成一个大合唱，唱着这首严肃的军队进行曲的未公布和比较下流的文本的歌词。在这个以音乐来表示蔑视的情绪中，英国向它的海外最大的一个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而现在实际上停止运行的炼油厂道别了。这次是战后六年内英帝国主义撤退的特别屈辱的顶峰。许多中东石油开采权中的第一份开采权，也是一下子被取消的第一份开采权。
“一阵步枪劈啪声”
由于英国有效的禁运，也特别由于莫伊石油公司对那些获取伊朗石油的炼油厂和销售商提出诉讼一举非常警觉，从伊朗没有流出一滴油。但是禁运也产生另一个结果，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紧急时刻，大量石油从世界商业中给取消了。在亚洲有些地方，实行了配给制；苏伊士以东的飞行被削减。美国国防石油管理署作出了令人气馁的估计说，没有伊朗，世界石油将在1951年年底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很快就形成一个机构来处置石油短缺的问题。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置的基础是英美合作。在美国，在1950年国防生产法案的规定下，加上反托拉斯豁免，十九家石油公司组成了一个志愿委员会来协调以及汇集供应和设施。它同一个类似的英国委员会密切合作，把石油运送到全世界来消除瓶颈口堵塞和短缺。这些公司本身也亟力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增加生产。结果，战后石油的巨大发展的势头支持了英国对伊朗的禁运，人们担心的短缺从未出现。到了1952年，伊朗的生产跌落到每天只有两万桶，而1950年是六十六万六千桶，世界石油生产总额由1950年的每日一千零九十万桶增加到1952年的一千三百万桶——增加额是伊朗1950年总额的三倍多。
英国对付伊朗的政策于1951年10月加强了，那时工党政府由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取代，新政府又一次由年已七十七岁的丘吉尔来主持，他比摩萨台大五岁多。丘吉尔开始显出他是老了；他自诉说，“我的‘老脑袋’不像以前那样听使唤了。”但是他关于伊朗国有化的问题有坚定的看法：工党政府太无决断和太软弱了。他对杜鲁门说，如果我在执政，“也许会爆发出一阵步枪的劈啪声”，而英国“却不至于被人从伊朗踢出来”。对于这一切所发生的事件，真是一个绝妙嘲弄。丘吉尔大约三十七年以前担任海军第一大臣时，曾购下政府当时在英波石油公司的股份。现在，他又活了好多年和在政界中活动了好多年，仍能回来主持政府，时机恰逢这家公司处在最大危机的时刻。他是会竭尽其力来保卫这家公司的。
他的外交大臣是安东尼。艾登爵士，此人同这个重大问题有另外一种密切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牛津大学时艾登的专业是东方语言，他曾是波斯语的优秀生和优美的波斯文学的热爱者。艾登一直保持他的一些波斯联系。1933年他任外交部次官时，曾在解决礼萨国王要没收英波石油公司而引起的危机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八年之后，在1941年，作为外交大臣，艾登对礼萨国王与纳粹的调情感到十分焦虑，故而参与了作出侵犯伊朗、推翻国王的决定并起了主要作用。他个人深被这个国家所吸引，因此好几次访问了伊朗。当他于1951年重新当上外交大臣时，他仍旧能够背诵波斯的不少谚语。但是一个重大的危机——国有化和赶出阿巴丹的后果——在等着他。他说，“我国在整个中东的权威遭到了极大的动摇。”
这个危机对文登也提出了一个个人的进退两难的麻烦问题。他自己的资财的很大部分都投在莫伊石油公司的股份里面，现在股票价格已下落。经过深思，他认定他拥有股票是不合适的，尽管政府自己也持有股票而且没有规定或惯例要求这样做，他还是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了他的股票。这样，他就失去一个机会去建立厚实的经济保障，他这个行动最终还使他付出很大代价，包括出售他的庄园在内。
随着保守党重新执政，使伦敦和华盛顿疏远的基本分歧更加清楚了。美国人怕如果摩萨台倒台，共产党人将继承下去，所以最好还是同他打交道而不是同他作对，尽管同他打交道可能是非常恼人的。相反，英国人的观点认为很有可能由一个更加讲理的政府继承他，而且越早取代他越好。在伊朗问题上给予默认——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