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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准的国际版，以求博得国际学术界之广大注意……尤其那四册《管锥编》乃其扛鼎之作，任何一部中国现代学人、作家所撰著之文学评论、文化评论、古籍研究同它相比起来都显得寒伧。不是那些作品没有价值，而是《管锥编》所代表的个人成就光芒万丈，实在太伟大了。
任何评价，至此而极，学界的期盼殷望之切亦跃然纸上。但是夏先生决不会想到遭遇“恶邻”欺负以致被迫流亡的痛楚，会对《管锥编》“亦思写定”的部分发生多么大的影响。钱在一九七八年一月所作《管锥编》序二里已说：“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已写定各卷中偶道及‘参观’语，存而未削，聊为异日之卷。”明言连《管锥编》的“中文部分”亦非全璧，且原因正在于流亡期间的“多病意倦”。有文章透露说，《管锥编》“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锺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面对如此巨大的文化损失，濮氏“小灾小难”的一纸“伤单”，是否显得太过滑稽了？此其五。
钱、濮公案还有一个决非小可的前因。读过《干校六记》的人，当能记忆《误传记妄》中的这么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同志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都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要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由无因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去把这事儿告诉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了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地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
据我所知，这张几陷钱先生于死地的“告发”大字报，“几人联名”中就有濮良沛。濮氏也证实了此事，并津津有味地覆述：“钱锺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接着轻描淡写地说，“‘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惟独含糊了自己。然后装傻充楞：“当军宣队要求钱锺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似乎直至今天，还浑不知道他的损招当年意味着什么。朱寨忆及此事犹存余悸：“有一张大字报骇人听闻地诬陷他（按指钱先生）污蔑‘毛选’。如果诬陷得逞，当时可治以死罪。”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评论道：“这个林非果然不是好东西，竟要钱先生承认骂毛。他偏不承认，姓林的小子恐怕失望透了”。此其六。
有此六端，已能包纳这桩“非常公案”从最初动机到最终结果的人情事理及法理逻辑。濮氏夫妇如不能提出新的有力的事实和证据，他们面临的只有一种前景，即作为文革迫害者的“另类”形象留名青史。
钱濮公案的背景
钱、濮公案也确有他的“非常”性质，即濮氏确非臂戴红臂章、手持军皮带的“红卫兵”，而钱、杨也已熬过了“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专政时代”。如果还停留在那种时代，钱先生不会想到著作《管锥编》，杨也不会去翻译《吉诃德》。
坦率声称“就‘事’论事，笔者比较倾向于林家”的穆正平曾惊诧说，“从两家的文章看，领导在打架的问题上，既没有偏袒‘为革命立功的人’或曰‘造反派’，也没有惩治‘资产阶级权威’或曰‘黑帮’，而钱锺书打架时似乎全然都没有顾忌对方的‘革命’身份”。请读者注意“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这个发案日期。从大局势讲，这时林彪已然自毁，毛氏已然生病，邓氏正欲复出，江青正欲闹腾。老干部相继归位，主持国之大政者为周恩来。在“文革过程”中，这个当口被叫做“回潮时期”。聚焦于这个特殊的阶段，推测钱氏一门选择自我流亡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不愿再与“恶邻”朝夕与共，打“持久战”。毕竟“勤钱”部队并非今之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合法名义和手段长期驻扎，而钱家老弱既无力深严壁垒“高筑墙”；又已被人断了粮草运输之“生门”（出入住宅之大门），不能“广积粮”。夙愿“不称王”，但更不能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于是“走为上”成为惟一选择。这种处境更加证实了钱、杨的奋起是“冲冠一怒”的结果，决非“蓄谋已久”的不周。
二，“回潮时期”虽然提供了一时抗争的机会，但远未到后来“落实政策”的程度，何况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刚转过年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江青一伙两次在首都体育馆举行驻京部队、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公然批评周总理“跟不上形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随即就有“批教育回潮”、“批黑画”、“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相继而来，泼妇吵架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一类歌曲震耳欲聋，而“梁效”、“初澜”、“石一歌”等大批判班子也粉墨登场，学部这样的“上层建筑”单位重新被置于“风口浪尖”之上。面临这样的政治高压，除了甘心或被迫投靠的“知识分子”外，其余人等只能三缄其口，“沉默是金”。所以文学所对濮氏的严厉批评亦化为耳旁之风，而钱氏的“暂时流亡”也变为长期“流离失所”，虽有群情舆论和人力支援亦“无力回天”。濮氏所以要拿“地主打贫农”挤兑领导，即欲证明钱之奋起和文学所的同情都属于“回潮”现象，要挟领导表态。李洪岩一再不解“这种邻里打架的俗情琐事，到底与中国当代政治具有什么关系？”“妇女嚼舌根的家常琐事，与杨文里一口一个‘革命’究竟具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上述这个背景转换，算不算得“中国当代政治”中极富“革命”性和戏剧性的一幕？
穆正平云“林非早说过，他是安分守法的平头良民，与‘五一六’迥不相干”。但濮氏承认确曾“在学习班上‘帮助’那几位同事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声明“如果伤害了后来成为著名文学理论家的涂途、张炯、钱中文和杜书瀛先生这样几位同事的话，那就得请他们多多原谅了，并且请接受我深深的歉意。”（《说明》）证实杨文所言并非无根。如果愿意翻老帐，濮氏在文革后期给“四人帮”成员写过几封表忠心兼复诋毁何其芳先生信，想必还保存在档案里没有销毁。
三，钱先生年过六十，精力有限，实在不值得为屑小之争耗费时日了。过来人当能记忆，当时的指导思想正是八个大字：“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赵文曾轻松的说，“在那些天天讲斗争的日子里，吵架斗嘴是时时都在发生的事情，本来并不稀奇”，无疑是对这段“最高指示”的生动诠释，也是她当时心态的逼真自白。干面胡同的当年邻居说，钱、杨先生曾经以德报怨，不但以同情心接纳了濮氏一家，而且包下他们一年多的水电费用，可知绝对无意奉陪他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当时他的生活乃至生命旨趣所系，正在于驰骋中外，纵横古今，包罗六合，精骛八极，专心构思著述《管锥编》。
正是在这最后这点上，凸显出真假学者的巨大反差，也使钱氏一门这一次的“自我流亡”，区别于普天之下滔滔皆是的受迫害者。这是不为俗务羁縻，不为俗情留顾，自觉，理性的超越。今观《管锥编》百万余言，洋洋洒洒，何曾有一丝尘埃污垢，俗事染熏？足见大智慧者，得大自在；空明之所，尽现灵光。即使今日挑剔偶误，寻觅缺失之“钱学家”们，也未能在《管锥编》中找到对于此事伤时感遇，指桑骂槐之痕迹。也许是眦睚必报，锱铢必较，心胸狭隘，鸡肠小肚的“钱学家”真不明白，达者的心胸能够宽广到何等程度。仅就事后而言，“文革”后钱氏夫妇像“出土文物”似的被发掘包装，红透海内外，当上副院长，住院有领导慰问，逝世有外国总统唁电，但“我心依旧”，从未采取任何对付濮氏夫妇的措施，就更加证实了这种胸怀。否则濮氏还能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吗？
钱濮公案的思索
陈寅恪论史，曾主张“同情之理解”。盖缘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