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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猛的浪花，向土地冲击。全部悔岸线上群岛环绕，有几个同我们半个州府一样大，可见河流的冲积和海水侵袭的情况：例如法尔赫仑，南培尔未特，北培尔来特，托仑，斯考恩，伏恩，倍厄兰特，泰克塞尔，佛里士兰特，还有许多别的岛屿。有时海水冲进平原造成内海，例如哈雷姆海，或者在海边造成很深的港湾，例如赛得湾。假如比利时是河流铺成的一片冲积土，荷兰只能说是水中央的一堆污泥，在恶劣的地理条件之外，再加上酷烈的天时，几乎不是人住的地方，而是水乌和海狸的栖身之处。
第一批日耳曼部落在此定居的时候，情形更恶劣：在凯撒和斯特累苔的时代，尼德兰只是一个沼泽地带的森林；旅客们说，人可以在树上攀援，走完荷兰全境，脚不用着地。连根拔起的橡树倒在河里成为筏子，象今日密士失必河的情形；罗马人的舰队曾经被这些木筏撞击。瓦尔河，牟斯河，埃斯谷河，年年泛滥，距离很远的陆地都被淹没。秋天的暴风雨每年把巴达佛岛浸在水里，荷兰的海岸线经常改变面貌。淫雨逢绵，浓雾密布，和阿拉斯加一样；一天只有三四小时日光。莱茵河每年结着坚冰。人类要有了文化才能开垦土地，使气候变得温和：蛮荒的荷兰只能有挪威那样的天气。日耳曼族侵入以后四百年＇九世纪＇，法兰德斯还称为“无边无际，残酷无情的森林”。如今瓦斯是盛产蔬菜的区域，一一九七年时却是不毛之地，修道士常常被群狼包围。十四世纪时荷兰森林中还有成群的野马。海洋侵入陆地。九世纪时的根特，十二世纪时的丹罗阿纳，圣多曼和布鲁日，十三世纪时的丹姆，十四世纪时埃格吕士，都是海口。在古代地图上看荷兰，简直无法辨认。——便是今日，居民还不得不限江河与海洋争夺土地。比利时的海岸低于涨潮时的海水，堤岸以内的浅滩成为广阔的平原，粘性的泥土射出紫色的反光。堤岸至今还有时要溃决。在荷兰，危险性更大，生命没有保障。一千三百年来，除了小型的泛滥，平均每七年有一次洪水：淹死的人一二三○年有十万，一二八七年有八万，一四七○年有二万，一五七○年有三万，一七一七年有一万二。一七七六，一八○八，一八二五，直到最近，还有这一类的惨祸。陶拉特湾宽十二公里，深三十五公里：赛得湾共有一七六平方公里：都是十三世纪时海水浸入造成的。单是保护佛里士兰一省，就需要长八十八公里的三排水底桩子，每根桩子花到七个佛罗伦〔荷兰银币〕。为了保护哈雷姆的海岸，用挪威的花岗石筑的堤长达八百里，高十三公尺；深入海底六十五公尺。人口二十六万的阿姆斯特丹，全城都筑在水底桩子之上，有些桩子深到十公尺。佛里士兰省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地基都是人工建造的。有人估计，从埃斯谷河的出口到陶拉特湾为止，全部海防工程值到七十五亿。荷兰人花了这个代价才能生存。你在哈雷姆或者阿姆斯特丹看到无边无际的黄色波涛滚滚而来，围困狭窄的堤岸，你会觉得人类把饲料喂了妖魔而逃出性命，还是挺便宜的呢。
你们想象一下，古代的日耳曼部落来到这片沼泽地带的时候，不过披着海豹的皮在皮艇上打猎捕鱼，过流浪生活；这些野蛮人要花多少气力才变做文明人，造成一块能居住的土地。换了另外一种性格的人，休想完成这样的事业。环境太恶劣了。在相仿的环境中，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才智较差的民族始终留在野蛮状态； 别的一些天资很高的民族，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族，只发展到骑士风俗和幻想的传说的阶段，在这等地方，需要有深思熟虑的头脑；感觉要能听从思想支配，不伯厌烦；耐劳耐苦，为了遥远的后果忍受饥寒；拚命工作；总之是需要一个日耳曼民族，就是要一般天生能团结，受苦，奋斗的人，不断的重做，改善，筑堤防河防海，抽干田里的水，利用风力，水力，利用平原，利用粘土，开运河，造船舶，造磨坊，制砖瓦，养牲口，办工业，兴贸易。因为困难大得不得了，全部聪明都集中在克服困难上面，不再注意其他方面。为了要生存，要有得住，有得吃，有得穿，要防冷，防潮气，要积聚，要致富，他们没有时间想到旁的事情，只顾着实际与实用的问题。住在这种地方，不可能象德国人那样耽于幻想，谈哲理，到想人非非的梦境和形而上学中去漫游；非立刻回到地上来不可； 行动的号召太普遍了，太急迫了，而且连续不断；一个人只能为了行动而思想。几百年的压力造成了民族性，习惯成为本能，父亲后天学来的一套，在孩子身上变做遗传，使他成为一个埋头苦干的人，成为工业家，商人，事业家，会管理家务，只知道凭情理办事而不知道其他。凡是祖先为生活所迫而缎炼出来的本领，他生来就具备了，不用费什么力气。
另一方面，这个实际的头脑非常安静，有些民族和他们同出一源，头脑也一样实际；但尼德兰人精神更平衡，更容易知足。英国人由于三次被异族侵入，定居国内，也由于几百年的政治冲突，养成一种激烈的性情，好斗的脾气，紧张的意志，凶横的本能，阴沉而威严的骄做；这些在尼德兰人身上都是找不到的。美国人因为气候干燥，冷热的变化很剧烈，雷电过多，养成一种烦躁不安的心绪，过于好动的习惯；这在尼德兰人身上也是看不见的。他生存的地方气候潮湿而少变化，有利于神经的松弛与气质的冷静；内心的反抗，爆发，血气，都比较缓和，情欲不大猛烈，性情快活，喜欢享受。我们把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民族性与艺术作比较的时候，已经见到这种气候的作用。——这里还有客观的事实帮助气候，历史的演变和生理情况采取同一方向。这个地区的人不象海峡对过的邻居受过两三次侵略，被整个萨克森，丹麦，诺尔曼民族闯入，定居国内：所以由压迫，抵抗，顽强的斗争，长期的努力，先是公开而剧烈的战争，然后是暗藏而合法的斗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仇恨的遗产，他们是没有的。从最古的时代起，比如在普利纳的时期，他们已经在制盐，“照他们古老的风俗结成团体，把沼泽地垦为熟地。”他们在行会中保持自由，坚持他们的独立，司法权，以及其他年代悠久的特权，经营远洋的渔业，做生意，制造商品，把城市叫做“商埠”。总之，他们正如十六世纪时琪契阿提尼所见到的那样，“极想挣钱，孳孳为利”，但积聚钱财的要求并没到狂热和过分的程度。“他们生性安详沉着；日常的享用恰如其分，按照境况和社会的潮流而定。他们不大会感情用事，从说话和面部表情上就可看出。他们也不随便动怒或者表示骄傲，彼此和睦相处，尤其心情开朗，兴致很好。”照琪契阿提尼的看法，他们没有太大太苛求的野心。许多人很早就退休，盖所屋子，坐享清福。——一切自然界的情况和精神状态，地理和政治，过去和现在，都促成同一后果，有利于某一种对才能某一种倾向的发展，而不利于其他才能其他倾向的发展；就是说他们有处世的才干，旷达的胸怀，头脑实际，欲望有限，能改善现实世界，做到了这一点就别无所求。
我们来考察他们的事业：从事业的完美与缺陷上面可以同时看出民族性的力量和局限。他们缺少在德国那么自然而然产生的第一流的哲学，在英国那么兴盛的第一流的诗歌。他们不能忘了感觉世界与实际利益而耽溺于纯粹的思考，跟着逻辑作大胆的推断，把细致的分析推到越来越精细的境界，钻到抽象深奥的理论中去。他们无所谓心灵的骚动，没有什么剧烈的情感受到压制，所以文字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吻；他们也不知道缥缈的幻想，美妙的或崇高的梦境，所以不会在猥琐的人事之外窥见什么新天地。他们没有第一流的哲学家；他们的斯宾诺莎是犹太人，是笛卡尔和犹太祭司的门徒，孤零零的隐士，属于另外一种禀赋另外一个种族。他们没有写出一部传诵全欧的书，象同是小国出身的彭斯与卡摩思斯。作家中只有埃拉斯玛斯〔一四六七——一五三六〕的著作曾经风行一时，但他是一个细腻的文人，用的文字是拉丁文，他的教育，趣味，风格，思想，都属于意大利的古典学者和博学家的血统。古代的荷兰诗人，如约各·卡兹一流，全是一本正经，通情达理，带点罗唆的道学家，歌颂日常的快乐和家庭生活。十三与十四世纪的法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