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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外表还有一个特点引起南方人的不快，就是感觉和动作的迟钝笨重。一个都鲁士人在阿姆斯特丹做雨伞生意，一听见我讲法文，几乎扑到我怀里来，硬要我听了他半个钟点的诉苦。一个象他那样性情急躁的人，跟本地人来往简直是受罪；他说，“他们又僵又冷，既不会激动，也没有感情，老是半死不活，阴阳怪气，真正是木头，先生，真正是木头！”的确，他的唠叨和尽情流露的脾气跟当地的人正好处于极端。你跟他们说话，仿佛他们不能立刻就懂，或者他们表情的机器要等些时候才会开动；你常常会遇到一个美术馆的门房，一个本地的仆役，要呆上一会几才开口回答。——在咖啡馆里，在火车上，大家都沉着脸，不动声色，叫人看了奇怪；他们不象我们需要活动，说话；他们可以几小时的呆在那里，跟他们的思想或烟斗做伴。阿姆斯特丹的太太们，在晚会上装扮得赛过百宝箱，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活脱是个雕像。比国，德国，英国的乡下人的脸，在我们看来是毫无生气，毫无精神的，或者是麻痹的。一个朋友从柏林回来，对我说：“这些人的眼晴都没有表情。”便是年轻的姑娘也有一种幼稚而懵懵懂懂的神气；我好几次从铺子的橱窗里望进去，看一个少女低着她那张粉红的，平静的，老实的脸做衣服，活象中世纪的圣母。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情形恰好相反，女工挤眉弄眼，即使身边没有人，好象跟椅子也会说话；南方人一有思想，马上就有手势。在日耳曼人身上，感觉与表情之间的交通似乎受着阻塞；心思的细巧，情绪的曲折，动作的轻灵，好象都是不可能的。南方人就拘怨北方人的笨拙和迟钝；在大革命与帝政时期的战争中；所有的法国人不约而同有这样的看法。——衣著和走路的姿态，在这方面是最好的标记：尤其用中等阶级和中下阶级做例子的时候。你们不妨拿罗马，蒲洛涅，都鲁士，巴黎的女工：同你们星期天在伦敦哈姆普吞广场上看见的女人比较一下：那些机器人似的大娃娃，身体僵硬，衣服穿得鼓鼓囊囊，只会炫耀她们紫色的披肩；刺眼的绸衣衫，金色的腰带，卖弄那一套俗不可耐的奢华气派。我还记得两个节日，一个在阿姆斯特丹，佛里士兰省里有钱的乡下女人都赶来了，头上套一顶小帽，小帽四周烫成许多管子形的皱裥，上面再颤巍巍的戴一顶蚌壳形的大帽子，脑门上贴着一件三角形的金首饰，鬓角上贴着金片和螺旋形的金箔，中间嵌一张惨白的五官不整的脸；另外一次是在德国的弗拉埃堡，乡村妇女都眼睛茫茫然的站在那里，一双脚扎实得很，身上穿着本乡的服装：黑的，红的，绿的，紫的裙子，褶裥笔直，象哥特式雕像上的一样，上身的衣衫前后都鼓得很高，加衬的羊腿袖其大无比，腰带差不多束到胳肢窝； 没有光彩的黄头发直僵僵的卷向脑后，挽的髻套在一顶极小的金银铺绣的帽子里，上面再戴一顶桔黄的男人帽，在这种奇形怪状的装束下面，身体象用镰刀削成，给人的印象赛过一根漆得花花绿绿的柱子。——总之，人类在这个种族身上比在拉丁族身上发展得慢而粗糙。意大利人和法国南方人，生活非常简单，头脑非常敏捷，自然而然的能说会道，会用手势表达思想，趣味高雅，懂得什么叫做优美大方，象十二世纪的普罗望斯人和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人，轻而易举的一下子就有了修养和文化。拿日耳曼族和他们相比，我们几乎要认为日耳曼族比较低级了。
可是我们不能以第一个印象为准；那只显出事情的一面，和这一面相连的还有另外一面，正如阴影旁边必有光明。拉丁民族天生的早熟和细腻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第一他们要求舒服；他们对于幸福十分苛求；他们要数量多，变化多，不是强烈就是精致的娱乐，要有谈话给他们消遣，要有礼貌使他们心里暖和，要满足虚荣，要有肉感的爱情，要新鲜的意想不到的享受，形式与语言要和谐：对称；他们很容易变为修辞学家，附庸风雅的鉴赏家，享乐主义者，肉欲主义者，好色之徒：风流人物，交际家。由于这些恶习，他们的文明逐渐腐化，以至于灭亡：古希腊和古罗马衰微的时代，十二世纪的普罗望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的气质很快的变得文雅，但也很快的走上过于精致的路。他们要求微妙的刺激，不满足平淡的感觉，好比吃惯了桔子，把红萝卜和其他的蔬菜扔得老远；但日常生活是由红萝卜白萝卜和其他清淡的蔬菜组成的。意大利一位贵族太太吃着美味的冰淇淋，说道：“可惜不是桃子！”法国一位王爷提起一个狡猾的外交家，说：“看他这样坏，谁能不喜欢他呢？”——另一方面，他们的感觉大敏锐，行动太迅速，往往趁一时之兴，遇到刺激，兴奋太快太厉害，甚至忘了责任和理性，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随便动刀子，在法国随便放枪；因为这缘故，他们不大能等待，服从，守规矩。可是要事业成功，就得耐着性子，不怕厌烦：把事情拆散，重做，来了一遍再来一遍，永远继续下去、不让一时的怒火或幻想的冲动使日常的努力中断，或者改变方向。总而言之，把他们的性情气质和人生的过程相比，那末人生的一切对他们太机械，太严酷大单调；而对人生的过程来说，他们太激烈，太细巧，锋芒太露。每隔几个世纪，他们的文化总显出这个不调和的现象；他们向外界要求太多，而因为处理不当，连本来能得到的东西也得不到了。
现在让我们把拉丁族的优美的天赋，连同那些不良的倾向一齐取消；再让我们设想一下，迟缓笨重的日耳曼人有的是健全的头脑，完美的理智，他的后果又怎么样呢？日耳曼人感觉不大敏锐，所以更安静更慎重。对快感的要求不强，所以能做厌烦的事而不觉得厌烦。感官比较粗糙：所以喜欢内容过于形式，喜欢实际过于外表的装演。反应比较迟钝，所以不容易受急躁和使性的影响；他有恒心，能锲而不舍，从事于日久才见效的事业。总之，在他身上；理智的力量大得多，因为外界的诱惑比较小，内心的爆炸比较少。而在外界的袭击与内心的反抗较少的时候，理性才把人控制得更好。——考察一下今日的和整个历史上的日耳曼民族：第一，他们是世界上最勤谨的民族；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讨，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在物质方面，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也做出同样的事业。举一个英国工厂的布匹整理工或纺纱工为例：那简直是一架出色的自动机，整天的工作没有一分钟分心，做到第十小时还跟第一小时一样。倘若同一工场里有法国工人，对照就很显著：他们不能象机器一样的有规律，容易分心，厌倦，因此一天的生产量比较少；他们纺不到一千八百个锭子，只能纺一千二。南方人的生产力更低：一个普罗望斯人，一个意大利人，需要讲话，唱歌，跳舞；他们甘心游荡。得过且过，宁可衣服穿得破烂。在那儿，游手好闲好象是挺自然的，甚至于体面的。有些人为了面子而下肯工作，过的日子不是不清不白，就是干脆挨饿。这种懒惰，这种所谓高尚生活，在最近两百年间成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祸害。相反，同一时期的法兰德斯人，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尽量制造有益的东西供自己享受，认为是荣誉。普通人贪逸恶劳的本能，有教育的人不愿意劳动的可笑的虚荣，都被日耳曼人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理性克服了。
就是这种理性和这种头脑，使他们能建立和维持各式各种的社会关系，首先是配偶关系。——你们知道，在拉丁民族中这个关系不大受到尊重：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的戏剧和小说，老是用通奸作主要题材：至少那几个国家的文学以情欲为主体，听凭情欲为所欲为，表示对情欲同情。相反，英国小说描写的是纯正的爱情，歌颂的是婚姻：在德国，风流的行为并不光荣，便是在大学生中也如此。在拉丁国家，风流是宽恕的或容忍的，有时还受到赞许；婚姻的约束和夫妇生活的单调似乎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