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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和擅长“布局”，因此也喜欢正规，喜欢和谐与端整的形式；伸缩性与深度不及日耳曼人；对内容不象对外表那么重视，爱好外部的装饰甚于内在的生命；偶像崇拜的意味多，宗教情绪少；重画意，轻哲理；更狭窄，但更美丽。这种想象力了解人比了解自然多，了解文明人比了解野蛮人多。它不容易象日耳曼人那样模仿和表现蛮性，粗野，古怪，偶然，混乱，自然力的爆发，个人的说不出与数不清的特性，低级的或不成形的东西，普及于各级生物的那种渺茫暧昧的生命。拉丁民族的想象力不是一面包罗万象的镜子，它的同情是有限制的。但在它的天地之内，在形式的领域之内，它是最高的权威；和它相比，别的民族的气质都显得鄙俗粗野。只有拉丁民族的想象力，找到了并且表现了思想与形象之间的自然的关系。表现这种想象力最完全的两大民族，一个是法国民族，更北方式，更实际，更重社交，拿手杰作是处理纯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谈话的艺术；另外一个是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于艺术家气息，更善于掌握形象，拿手杰作是处理那些诉之于感觉的形式，就是音乐与绘画。——这个天生的才具在民族发源的时代就显出来，贯串在他的全部历史中间，在他思想与行动的各个方面都留着痕迹，等到十五世纪末期，一遇到有利的形势，就产生大批杰作。因为那时在整个意大利出现的，或者各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不仅有五六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画家，如雷奥那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乔乔纳，铁相，凡罗纳士，高雷琪奥，而且还有一大群优秀与熟练的画家，如安特莱·但尔·沙多，索杜玛，弗拉·巴多洛美奥，庞多尔摩，阿尔倍蒂纳利，罗梭，于勒·罗曼，包利陶·特·卡拉华日，帕利玛蒂斯，赛巴斯蒂安·但尔·比翁波，老巴尔玛，鲍尼法齐奥，巴利斯·鲍尔杜纳，丁托雷托，罗依尼，以及上百个比较不知名的人，都受着同样的趣味熏陶，用同样的风格制作，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前面提到的一二十个不过是他们的领袖罢了。卓越的建筑家与雕塑家的数量也差不多相等，有几个人时期略早，多数与画家同时，例如琪倍尔蒂，陶那丹罗，约各波·但拉·甘契阿，巴契奥·庞提纳利，庞巴耶，路加·但拉·罗皮阿，贝凡纽多·彻里尼，勃罗纳契，勃拉曼德，安多尼奥·特·圣迦罗，巴拉提奥，圣索维诺。最后，在面目如此众多，出品如此丰富的艺术家家族周围，还有无数的鉴赏家，保护人，购买者，以及簇拥在后面的广大的群众，不仅包括贵族与文人，也包括布尔乔亚，工匠，普通的僧侣，平民；风气之盛使那个时代的高雅的鉴别力成为自然的，自发的，普遍的东西。由于上下一致的同情与理解，整个城邦都参与艺术家的创作。所以我们不能把文艺复兴期的艺术看作幸运与偶然的产物；决不象掷了一把骰子，中了彩，世界舞台上才出现几个天赋独厚的头脑，出现一批绘画的天才。我们不能否认，那一次百花怒放的原因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总倾向，普及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奇妙的才能。那个才能的出现是暂时的，所以艺术的出现也是暂时的。那个才能在一定的时代开始，一定的时代结束；艺术也在同一时代开始，同一时代结束。才能朝某一方向发展，艺术也朝同一方向发展。艺术是影子，才能是本体，艺术始终跟着才能的诞生，长成，衰落，方向。才能带着艺术出场，前进，使艺术跟着它的变化而变化；艺术的各个部分和整个进程都以才能为转移。它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艺术有了它就能诞生。因此我们要详细研究这个才能，以便了解艺术，说明艺术。
第三章 次要形势
人要能欣赏和制作第一流的绘画，有三个必要条件。——先要有教养。穷苦的乡下人浑浑噩噩，只会弯腰曲背替地主种田；战争的头目只知道打猎，贪吃，纵酒，终年忙着骑马，打仗；他们的生活都还跟动物差不多，不会了解形式的美与色彩的和谐。一幅画是教堂或宫殿的装饰品；要看了有所领会，觉得愉快，必须在粗野生活中脱出一半，不完全转着吃喝和打架的念头，必须脱离原始的野蛮和桎梏，除了锻炼肌肉，发挥好斗的本能，满足肉体需要以外，希望有些高尚文雅的享受。人本来野性十足，现在会静观默想了。他本来只管消耗与破坏，现在会修饰与欣赏了。他本来只是活着，现在知道点缀生活了。这便是意大利在十五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人从封建时代的风俗习惯过渡到近代精神，而这个大转变在意大利比任何地方都发生得早。
原因有好几个。第一，那个地方的人绝顶聪明，头脑特别敏捷。他们好象生来就是文明的，至少接受文明很容易。即使未受教育的粗人，头脑也很灵活。把他们和法国北部，德国，英国同一阶级的人比较，差别格外显著。在意大利，一个旅馆的当差，一个乡下人，路上随便碰到的一个挑夫，都能谈天，了解，发表议论；他们会下判断，懂得人性，会谈政治；他们运用思想象语言一样出于本能，有时很精彩，从来不用费力而差不多老是运用得很好。尤其他们的审美感是天生的，热烈的。只有在这个国家，你能听到普通的老百姓对着一所教堂或一幅画嚷道：“噢！天哪！多美啊！”而表达这种兴奋的心情与感觉，意大利语言自有一种妙不可言的腔调，一种音响，一种加强的语气；同样的话用法文说出来就显得枯燥无味。
这个如此聪明的民族很幸运，不曾被日耳曼人同化，侵入的北方民族把他们压倒和改变的程度，不象欧洲别的地方那么厉害。野蛮人在意大利没有久居，或者没有生根。西哥特人，法兰克人，赫硫来人，东哥特人，不是自动离开意大利，便是很快被赶走。伦巴人固然留下来了，但不久就被拉丁文化征服；一个老编年史家说，十二世纪时，腓特烈·巴勃罗斯皇帝手下的日耳曼人，满以为伦巴人是同胞，不料他们已经完全拉丁化，“已经摆脱犷悍的野性，在空气与土地的影响之下学会一些罗马人的聪明文雅，保存着典雅的语言和礼让的古风，甚至城邦的宪法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学到罗马人的长处。”意大利在十三世纪还讲拉丁文；巴杜的圣·安东纳［一一九五——一二三一〕就是用拉丁文讲道的；老百姓一面讲着初期的意大利语，一面仍旧懂得古典语言。加在民族身上的日耳曼外壳只有薄薄一层，或者早已被复兴的拉丁文化戳破。纪功诗歌和描写骑士生活与封建时代的诗篇，在欧洲各地大量涌现，唯独意大利没有创作而只有译本。我上面说过，哥特式建筑传入很晚，很不完全；意大利人从十一世纪起重新开始建造的时候，还是用拉丁建筑的形式，至少是拉丁风味。从制度，风俗，语言，艺术上面可以看出，在中世纪最阴暗最艰苦的黑夜里，古文明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挣扎出来，苏醒过来；野蛮人的足迹象冬雪一样消融了。
因此，把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同欧洲别的国家作一比较，就会觉得它更博学，更富足，更文雅，更能点缀生活，就是说更能欣赏和产生艺术品。
那个时代，英国才结束百年战争，又开始惨无人道的玫瑰战争，他们若无其事的互相残杀，打完了仗还屠戮手无寸铁的儿童。到一五五○年为止，英国只有猎人，农夫，大兵和粗汉。一个内地的城镇统共只有两三个烟囱。乡下绅士住的是草屋，涂着最粗糙的粘土，取光的窗洞只有格子，没有窗子。中等阶级睡的是草垫，“枕的是木柴”，“枕头好象只有产妇才用”，杯盘碗盏还不是锡的，而是木头的。——德国正爆发极端残酷，十恶不赦的胡司党战争，日耳曼皇帝毫无权力：贵族愚昧而又蛮横；直到马克西密利安朝代〔一四九三———五一九〕，还是一个暴力世界，社会上没有法律，只有动武的习惯，就是说只会自己动手报仇。在比较晚一些的时期，从路德的《闲话录》和罕司·特·什淮尼钦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和文人的酗酒和撒野的程度。——至于法国，十五世纪正是它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国土被英国入侵占蹂躏；在查理七世治下〔一四二二——六一〕，豺狼一直闯到巴黎城关；英国人被逐出以后，又有“剥皮党”和散兵游勇的头目鱼肉乡民，不是绑架便是抢劫；杀人放火的军阀中间有一个叫做奚勒·特·雷兹”就是蓝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