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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的常委会和师资队伍都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人员组成的，其中尤以清华、北大人员居多，各项工作的推动都有赖于三校人员，特别是有赖于清华、北大两校人员的团结合作。校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即纯出自清华、北大。1946年建立联大纪念碑，署名为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也照顾了清华、北大两校。罗庸属北大班底，编写校歌时是联大中文系教授。冯友兰属清华班底，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长。而为校歌谱曲的张清常1937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中文系，也属清华班底。仅从避免有单方面唱独角戏之嫌考虑，歌词也由清华的人署名已经不妥，何况罗庸为校歌拟好歌词的消息已先入为主在校内传开，常委会以冯作取而代之，对罗庸的名声及罗、冯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更不能不有所顾及。因此，常委会在安排变更歌词的过程中必然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在作出最后决议并对外公布时，宣称歌词为校歌校训委员会拟定，而不说明谁是歌词歌曲的作者，应属情理中事。
1998年北大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中，记载联大校歌歌词全文时，就只说明此歌为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编制，不提歌词歌曲作者的姓名，似仍保留了当年公布时的原样。又据《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载，1939年7月7日（按：即常委会通过冯拟歌词前四天），《云南日报》为纪念“七七”两周年刊登了“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8〕。但冯友兰在1981年说明自己是歌词作者时并未以此为证，由此推知此报刊登歌词亦以校歌校训委员会集体署名，没有标明具体的作者姓名。若当时已署明冯友兰作词，则此后校内就不可能有罗庸作词之说流传了。
至于此后何时何人最先在校舍内传播此歌由罗庸作词并记入联大校史大事记已不可考。一种较大的可能是经联大常委会中的某人私下授意；另一种较小的可能是此人不明内情，只知五人校歌委员会采用罗庸稿，仅凭臆测即认定常委会通过的就是此稿，不料歪打正着，常委会遂将错就错，予以默认。
事过境迁，此事本应由罗庸出面澄清。但罗在联大复员后未回北大，而是随联大师范学院改组为昆明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担任该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并于1950年病故。冯友兰则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胸怀宽阔，长期不予计较，直到四十一年后才在被动问及时说明自己才是歌词的作者。他对此事张冠李戴的经过内情仍不愿多谈，只是说：“我认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9〕如此低调处理此事，正好反证了他其实原本洞悉内情，甚至本来就是他自己主动让出署名权的。
联想到罗荣渠的署名问题
冯友兰所作歌词署名“失落自我”与“回归自我”（此二词借用蔡仲德语）〔10〕的经过已如上述，由此笔者联想起了胞兄罗荣渠写的文章也有近似的情况。罗荣渠生前也是北大教授，但比冯友兰至少晚一辈，曾在北大历史系创建并主持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为我国现代化史学研究的先驱。今年是他逝世的十周年。北大前任副校长、历史系教授郝斌最近写了一篇缅怀他的文章，谈到罗荣渠1978年写的一篇署名“郝斌”文章发表的往事。当年北大在八宝山公墓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举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郝斌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要代表本系在会上发言。他回忆说：
开会的日子要到了，老罗对翦老平反的事很关切，他问我，在会上要说什么，我答还没准备。他说，我给你拟个稿子吧。这类讲话稿，必有的内容是受害人被加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一推翻。老罗的稿子在这方面一无遗漏。除此之外，他还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评价。翦老是学术界的一位权威人士，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受害者有其不同。学术上有了正确的评价，才算得平反彻底。老罗想得很周到。我拿老罗的稿子照念无误，后来全文发在北大校刊，落在我的名下。罗荣渠文集的编辑者如果有知，把它收入罗文之中，才是正理。〔11〕
此事罗荣渠生前从未对旁人提起，根本没有考虑到署名“回归自我”的问题。他去世后我们搜集他的遗稿为他编辑文集，并不知道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稿，若非郝斌提起，只能任其湮没了。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十九辑所载《夜郎序首邑考》（曾获贵州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文，本应有罗荣渠署名，他却执意推让。此事缘起于笔者在贵州遵义研究古夜郎地理位置问题，他得知我缺乏文献资料，为了给我以帮助，在百忙中去北大图书馆翻检有关典籍图册期刊，不厌其烦地搜集零星分散的资料进行抄录，对比较集中的资料加以复印，足有五六万字之多，个别有重要关系的专著则代为借出，还用描图纸描绘了几幅古代西南夷地理位置的示意图寄给我，并以他的看法告我。此文虽由我执笔写成，实为他与我通力合作的产物。我主张同署两人的名字，他坚决不同意，只好由他埋名隐身了。这是罗荣渠作品“失落自我”的又一例。
罗荣渠和冯友兰的作品署名“失落自我”者较多以集体名义发表。冯友兰早年在西南联大常被推以众教授的名义撰写重要文书，其中以1940年代教务会议执笔写的《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最值得注意。此函主旨在于力争学术自由。文称：
敬悉部中（指教育部）对于各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12〕
冯友兰被推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也强调了同样的精神。文称：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13〕
为避免行文冗长，此文也不便多摘。上引呈常委会函无个人署名，此文则有冯友兰署名。无论是否有其署名，都不仅显示了他笔下的功底，而且显示了他当时反对思想钳制，坚持发扬民主，维护学术尊严的主张。
与冯类似，罗荣渠笔下的功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也是大家公认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原馆长林被甸说：“在一般人的心中，罗先生文思敏捷，写起文章来落笔万言，不费什么劲。”〔14〕因此，罗荣渠常被系里指派以集体名义或化名写文章。那时他只是一个外界不大知名的讲师，又正处于十年浩劫中，写这类文章与冯友兰在联大写文章可以自由发挥不同，被划定了框框。他常因自己的思想不能自由发挥而愤懑，写了文章也不对外宣扬，外界知者不多。但出自他笔下的文章毕竟不同凡响，其中的三篇近年竟有人冒名觊觎，在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真相是这样的：1972年3月，北大历史系根据上级指示，抽出罗荣渠和另外几个人组成一个写作组为《红旗》杂志撰写专论《读一点世界史》，由他执笔起草，经集体讨论修改定稿送审后化名“史军”发表于当年《红旗》第四期，《人民日报》则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此后4月、5月，上面指示北大历史系继续撰写《再谈读一点世界史》、《三谈读一点世界史》，仍由原班人马集体讨论、罗荣渠执笔起草修改成文，又相继以“史军”化名在《红旗》当年第五、六期发表。这三篇文章写作过程中，罗荣渠曾两次给笔者来信告以起草和讨论时他的尴尬情况，言及与写作组内的某些人常有争执，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