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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 谲
1930年，辜鸿铭的法国朋友、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纪念文章《中国圣人辜鸿铭》中称其为“中国怪人”、“疯老头”，并对其“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穿着中国长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辜氏口若悬河，我几乎插不上话。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令我毕生难忘，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
那条“象征性的发辫”使辜鸿铭尤为得意，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对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拖着这条辫子走街串巷，自然遭到一片物议。可是，他倒如秋风过耳，若无其事。他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没有辫子的畜生，野兽！”民国初年，很多人剪掉辫子后喜欢戴上顶帽子，他就骂人家：“沐猴而冠！”有个外国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脑后的辫子剪掉呢？”他立即反诘：“你为何非要在下巴留有胡须呢？”一句话噎得洋人无言以答。
其实，他是大清子民中最早剪辫子的人。还是在苏格兰读书时，他的女友喜爱他的又黑又亮的辫子，不时拿在手中把玩。为讨好漂亮而又喜爱的姑娘，他竟将父亲的叮嘱置之脑后，“咔嚓”一声剪下自己的发辫赠与女友。他的荒唐而又可笑的举动，除却保守的文化信仰外，实则就是胡适所分析的是性格使然。他要“立异以为高”，显得处处与众不同。所以，有人作过这样的推测：“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想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
弗兰西斯·波里还亲历了一件令自己难以忘怀事情。一天，几个美国夫人请辜鸿铭去茶室相会。她们都知道辜鸿铭公然为纳妾辩护，有意要和他理论理论。夫人们义正词严，争先恐后，批评纳妾的落后和不人道，勇敢地为中国妇女争辩。辜鸿铭却跷起二郎腿，一声不响地听着，当碧眼黄发的夫人们口燥唇干时，辜鸿铭缓缓地站了起来，将五只茶杯依次摆在茶壶的四周，只见他习惯性地眯着眼睛，干咳了一声：“夫人们，你们看见了吧，一把茶壶可以配四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刚才还口若悬河的夫人们，顿时也哑口无言了。
辜鸿铭此论一出，也就麻烦事接踵而至了，女子尤其是西方在华女子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纷纷向他下战书。好在辜鸿铭倒能沉稳应战，且谬论更是怪谲离奇和荒诞不经。据说，也是在一次洋人的宴会上，一个胆大的德国太太又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以更泼辣、更富有挑战性的语气说，一夫多妻不如一妻多夫好。辜鸿铭摸了摸下巴，不停地晃着脑袋：“于情不合，论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说着还笑盈盈地询问：“夫人，敢问你们平时代步是洋车还是汽车？”那位德国女人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据实答道：“是汽车呀。”他又不紧不慢地问：“汽车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只打气筒。”“那当然只有一只啦……”那位德国女子的话还没说完，所有在场者都已笑得前仰后合，而辜鸿铭却扬长而去。
辜鸿铭还有一大雅好，那就是醉心于女人的三寸金莲。此癖由来已久，他的正室夫人淑姑，就是因为拥有地道正宗的三寸金莲，所以，尽管他移情日本小妾吉田贞子时，依然能颐指气使，一言九鼎，就是凭着身有丈夫须臾不可离之宝物也。他对此还有一番高论：
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
传说辜鸿铭每每写作遇有阻碍时，便会大喊：“淑姑，快来书房！”深知丈夫怪癖的夫人会应声而至，坐在他身旁，任凭他将一对小脚放在手中揉揉捏捏，拿到嘴边嗅嗅闻闻。只消片刻，他便来了精神，伸个懒腰，深深地吸口气，立即神思泉涌，下笔千言，妙文佳作，倚马可待。
有人回忆说，一天，辜鸿铭到高姓学生家做客。席间，一位年轻的丫头给他倒茶续水，那个丫头长得平平常常，只是那对金莲实在可人，而它所散发的浓浓烈烈的“异香”，更令辜鸿铭陶然心醉。在学生家的几天，他对这个丫头赞不绝口。那位高姓学生心领神会，以为先生欲讨去做姨太太。于是，过了几天，高姓学生让这个丫头梳洗打扮，干干净净地将其送到辜家。老辜一见到这个丫头，就像瘾君子见到鸦片那样，立刻把丫头领入卧室，把她的一双小脚抬至自己的鼻子下，使劲地嗅吸，可就是嗅不到那股“异香”。霎时间，他兴味索然，变色道：“把她带回去吧！”高姓学生和那个丫头都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什么地方开罪于老先生呢？后来回到家中，前前后后地仔细思量，才弄明白，千错万错，全错在洗脚也。
他的这种怪癖，世人多所诟病，只有他的福建老乡林语堂似以回护，大意是说：“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所不同的是，他与辜鸿铭恰恰相反，喜爱大脚“天足”。他赞美赤脚的快活灵便，轻松自如，“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毫无疑问，林语堂比辜鸿铭更爱清洁，其“癖嗜”也更文明得多了。
穷 途
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公开跳出来激烈反对，甚至在日本人办的《北华报》上发表文章，诅咒学生运动。他违背了自己所一贯鼓吹的春秋大义，将中国的事情拿到“夷人”报纸上说三道四。有学生把这些报纸拿到课堂，当面向他质询：“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后很欣赏，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到底是何道理？”这下，学生们可击中他的要害，只见他铁青着脸，将眼珠瞪得大大的，用手不停地敲打着讲台，哆哆嗦嗦，闪烁其词：“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新文化运动如狂飙兴起，秋风扫残云般地卷席传统文化。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潮，他终究是孤独无助而又渺小可怜的。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24年10月，辜鸿铭应日本汉学家的邀请，正式到东京讲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既爱国而又对日本情有独钟者，算来唯有辜鸿铭。他深知自己已被新时代永远遗弃，恢复东方文化的希望在中国已经破灭，而日本则是自己所有希望之所在。他说：
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他对日本的特殊情感，不仅仅表现为是对日本文化理念的认同，其中还有另一奥秘，那便是对其日本爱妾吉田贞子的思念之情。去世多年的吉田贞子仍然令他魂牵梦萦：“吉田贞子，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妇。”这种思念之情，使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产生了亲和感。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东亚的背景下，辜鸿铭还天真地幻想，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能和平共处，共同复兴东方文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强之路。他在日本期间，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举办多场讲座，所讲内容为：《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真谛》等。
辜鸿铭在日本很受礼遇，很多地方请他去作讲座，大东文化学院还聘请他为临时教授，讲授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等课程。大东文化协会还聘请他为比较研究部部员，研究的课题有：《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什么是民主？》、《纲常名教定国论》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等。辜鸿铭认为日本之成为东亚强国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坚持了儒家的精神。辜鸿铭尤为看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