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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印漳瞎椋嫠讲恢狄晃那樱 闭叛幢偈О芎螅蛲饨缧啤爸驹诒厮馈保豕尢镜溃骸叭倌昀矗说么巳耍闶未死罚嗳艘辔薮拥孟ⅲ说热司胛碚茫裨蛱炖砣说谰憔印！�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旧军阀冯玉祥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
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
巨大的精神痛苦使我们对肉体的痛苦感到麻木。我们鄙视肉体的痛苦。不，如果肉体的痛苦超过精神的痛苦，那么它就会分散我们的心思。我们欢迎它，因为它中止了精神的痛苦。正是这种感觉使自杀变得容易。
王国维曾作《教育小言十则》，其中第八则将国人废学之病归咎于意志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曰运动狂，曰嗜欲狂，曰自杀狂”。患此狂疾，则一生万事皆休。第九则他专论自杀，讲得更透辟：“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这就对了，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打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因为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投水者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即已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入殓之后，众亲友弟子扶柩停灵于校南的刚秉庙。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清华学校教授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和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燕京大学教授容庚。1927年7月17日，家属遵照遗命，将王国维营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的麦垅中。送葬者，自曹云祥校长以下数十人，多为学界名流。
王国维自杀后，最感到愧疚和后悔的要数罗振玉，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学术上的畏友和政治上的盟友，还永远失去了一个与密友和亲家消释嫌隙的机会。出于补救心理，罗振玉画蛇添足，伪造了一份王国维转呈逊帝溥仪的遗折，通篇皆是孤臣孽子的口吻声气，不乏忠谏之词，溥仪读后大为感动，遂颁下“上谕”，加恩“谥予忠悫”，并赏赐给王国维家属陀罗经被一床，治丧费两千元。
1927年8月25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手持鲜花，带领学生数十人前往王国维墓地酾酒祭拜。他的悼词充分肯定王国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称“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的死因：“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这一途。”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极高：“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用公正的眼光去看，无论何时，中国撬翻一个居于九五之尊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么，折损一位正当盛年的学者，就有些可惜。更何况一位正当盛年的大学者竟为一个提拎不起的逊帝而牺牲性命，那就更是折本到家的生意。王国维毅然殉清，投水自尽，事、理、情三者本已极为分明，身后荣辱他也懒得去管，只是大家惋惜他这种死法，为他感到不值，便要寻出他自杀的别种原因，以冲淡他身上那股子比樟脑丸、红花油还要冲鼻的遗老气息。较有代表性的有五种说法：一是殉清说；二是尸谏说；三是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四是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五是厌世说。
最早提出殉清说的是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他在王国维自尽当晚即向众人宣布：“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池，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梁启超也力主此说，他认为王国维是古之节士伯夷、叔齐、屈原那样的人物，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正为了忠于前朝，明行显志。随着国民革命军不断北进，王国维的复辟梦想宣告破灭，他自觉无法顺应新时代，倒不如一死了之。梁启超在致长女梁令娴的信中特别谈及这个话题：“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日本人川田瑞穗也认为王国维自杀意在“殉国”。他称赞道：“其气节凛凛足以廉顽立懦，际有清三百年之末运，能明此意以捐其身者，公一人而已。”王国维早年赞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后党嚣张，国家元气大丧，王国维深感悲愤失望。1908年9月26日，他在致许家惺的信中写道：“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他视保守派为“病人”，视维新变法的志士为“医者”，这种思想在当时够激进的了。王国维的头脑中不太在乎满汉夷夏之辨，对民族革命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