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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年起，王艮时时患病，而四方入学者日益众。艮“据榻讲论，不少厌倦”①。
总观这一时期王艮的活动，一在与王门同学和各界官绅广泛接触交游，以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二为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关心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民请命，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三是在此基础上，以家乡安丰场为基地，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传播自己的学说。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1541 年1 月4 日），王艮以病不治，卒于家，终年五十八岁。有子五，长王衣，字宗乾，号东堧；次王襞，字宗顺，号东堧，“皆能承其家学，不习举业”②。
王艮因出身贫寒，“自少不事文义”，文化水平较低，所以“鲜少著述”。今传《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五卷）内所载之语录、论文、诗，多系经过其子和门人收集整理而成。其著述之少，在儒家各学派的创始人中亦属少见。① 以上参阅《全集》卷三《年谱》有关各条。
② 袁承业：《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第四节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是明末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思想派别。这个学派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关系很深，基本上以陆王心学作为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从王学演变分化出来的。但是它又有别于王学，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叛逆精神。李贽曰：“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①王艮泰州学派的主要学说有二：一曰“百姓日用之学”。这是泰州学派的主要宗旨。泰州学派产生、形成于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实质上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这时明皇朝已经走向衰落，政治腐败，赋役日增，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守仁不但奉命督师围剿“山中贼”，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且为了破“心中贼”，从思想上消灭农民起义，提出了一剂救世“良方”，即以“致良知”为主要宗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张恢复人的本性，去恶从善，“去人欲，存天理”，放弃追求物质利益，正人心，去邪念，做圣贤。王艮，虽曾在中年拜王守仁为师，入王门多年，在哲学思想上深受王守仁的影响。但他毕竟出身于世代受压迫的贫苦灶户家庭，本人又当过灶丁，对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有着真切的体会，因此他和王守仁势必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首先反映在他提出的“百姓日用之学”（或称“百姓日用之道”或“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从思想渊源和理论形式看，虽然与古代儒家的传统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说有关，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日用”的本意，原是指实在事物，即“本体”。王艮认为，“日用”就是“本体”。他所说的“百姓”，不仅是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而且包括广大士、农、工、商；“道”，亦非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价值，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物质生活需要。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十分明确地把解决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需要作为“道”的中心内容和检验“道”的标准。又曰：“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①“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丧失生存权利，挨饥受冻，那就不是“圣人之学”了。这同王守仁所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互为对立的。不仅如此，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还包含着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强调发展平民教育。这是王艮泰州学派与王学的又一个区别，也是泰州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王守仁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① 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① 以上引文均见《全集》卷一《语录》。
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①竭力赞美唐虞三代“五伦之学”。王艮则不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而且始终与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敢于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提倡发展平民教育，力图把高深的儒学改造为士、农、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学”，用“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学”去取代经生文士的正宗儒学。这一点，在王艮所招收的门徒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学生，固然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则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系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不少是农夫和手工业者等。
二曰“格物”（亦称为“淮南格物”）。王艮的“格物”论，在他入学王门之前已有所得，所谓“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是也。泰州学派的“格物”，也同样有别于王学。不仅不赞成人为的道德修养功夫，以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而且涉及到人生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即“安身立本”之说。王艮训“格”为“格式”之格，而其“物”则指“身与天下国家”。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物，知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①。很清楚，只有“安身立本”，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要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享有个人的独立意志，做到不以利禄害身，不为己而害人，人己平等相待，人人相爱，实现“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王艮还针对明中叶所存在的尖锐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主张行“仁政”、“务本而节俭”、重视平民教育。
泰州学派的上述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要求摆脱贫困、渴望平等自由，具有否定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的封建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王艮本人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学说在不少方面未能摆脱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尤其在他晚年过分强调孝弟，上书嘉靖皇帝，陈言“尽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为教，时时、日日、月月大讲孝道②。为了倡导新说，他甚至制造了一些悟道、梦兆之类的神话，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狂想，最终流于空疏。
然而，王艮的历史功绩是必须肯定的。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明中叶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门墙之盛，影响之大，皆在王门各派之上。《明史》曰：“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又云：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③。据不完全统计，泰州学派自王艮至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内属江西省籍者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东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弟子中为广西、云南、甘肃三省之官者甚夥。他们当中，① 《王阳明全集》卷二《答顾东桥书》。
① 《全集》卷一《答问补遗》。
② 《全集》卷二《与南都诸友书》。
③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和《王畿传附王艮传》。
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人，以举人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