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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②。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③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①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②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② 郑晓:《今言》,第130 页。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兴革与法祖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发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①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那时代确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②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①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② 郑晓:《今言》,第135 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①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首先发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②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专制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①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