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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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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周忱况钟第一节周忱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0），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周忱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1425）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1430），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①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宣德五年（1430）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明史·食货志》）。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便弹奏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均平负担上来。
田粮运输的改革。粮食的运输征解是田赋制度中一个十分困难与棘手的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民运中，运夫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周忱与漕运总督陈瑄商议，将江南漕粮兑给漕军运输，具体办法是：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然后由漕军运至通州。每正粮一石民运至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淮安，加耗粮五斗，运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卫所官军就附近仓廒直接运输，另加给过江米二斗，铺垫芦席费五合。这个办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1433），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②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发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③又据《明史·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①。“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正统初年，由于宝钞的贬值和铜币的窳败，银货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流通开来。连国家与皇帝的权威也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势炎。于是江南四百万石漕粮也折征为一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金花银的出现。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就是改折为布、绢等“折色”物品，也比缴纳“本色”粮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尽可能争取缴纳“折色”，同时，利用米粮、布绢、白银作为调节赋税负担的杠杆。“忱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②松江为明代棉纺织中心。洪武时已有以布折赋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请恢复松江、常州部分秋粮折布缴纳。
明代有按田粮随征马草的税目。马草运输比粮食尤难。周忱奏请每束折银三分，缴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购买。公私皆便。洪武间，因为北方地旷人稀，便于江浙苏、松等处按田粮佥派人夫到凤阳等地养马走递，充当驿夫。正统间，周忱奏请以秋粮带征耗米，易银交付北方有关地区，从而减轻了江南马夫的负担。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② 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武进县志》。
① 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正统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视淮安、扬州盐务，以整理那里的盐课拖欠。
周忱命苏州等府拨余米一二万石至扬州盐场，抵作田赋，而令灶丁纳盐支米。当时米贵盐贱，饶足，施及外郡。
周忱的改革触及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正统七年（1442），豪强尹崇礼攻击他“多征耗米”。九年给事中李素等弹劾周忱“妄意变革，专擅科敛”。景泰元年（1450），当国难当头之际，应天府豪民彭守学又攻击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击他“变卖银两，假公花销，任其所为，不可胜计”。户部竟奏请“分往各处查究追征”①。景泰二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馑相望，课逋如故矣。
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②景泰四年（1453）十月卒。终年七十三。卒谥文襄。著作有《双崖集》。
① 《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录”九。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第二节况钟在有明一代的名宦中，未